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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批评标准之传统模式与现代思路 　　摘 要: 在近二十年翻译界不断探索的启迪下,翻译批评标准的新视角、新思路事实上已是不少研究者的共识。这些新思想,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与传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对传统积极继承、努力开拓的结果。本文即以翻译批评标准研究为切入点,将结合中西翻译批评理论,比较我国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思路,以充实对中国翻译批评标准发展的认识。 　　关键词: 翻译 翻译批评 传统模式 现代思路 　　 　　一、引言 　　翻译是人类古老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活动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人们对其的思考的评价。起初这种评价或许仅仅是不成系统的只言片语,但随着实践水平,以及对理论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评价便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这便是翻译批评。然而评价总有一种“为我”性,评价者很难完全站在价值主体的立场去考虑目的与需要,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目的与需要作为参照标准。翻译批评亦如此,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评价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同一译作也会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因而批评标准通常缺乏稳定性。本文结合中西翻译批评理论,从时代发展、译者、读者、批评者等角度出发,探讨我国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思路。 　　二、中国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模式 　　中国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尤其注重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后者对前者的忠实。这种思想由来已久,东晋道安描述他的译作时就曾说:“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实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在此,道安强调的是原作的重要性,即译作要以原作为根本。这一认识在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到后来,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论,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观都或多或少地继承并表达了这种思想因素,要求译文对于原文的忠实,尤其是在精神实质上相一致。罗新璋曾将我国自成体系的理论标准概括为八个字:“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种概括是基本符合中国翻译批评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彰显了传统批评标准中译作要以原作为根本的倾向。 　　或许,正是传统标准的这种“原作为指”的倾向让其出现了思维定势,主要表现为简单化。比如,在标准问题上总有意无意地总是寻找一个最高的、唯一的正确标准为终极追求;总是以套模式的方法来评价翻译技巧的使用。这种简单化的表现至今仍然存在,如近年刚出版的翻译技巧类教材里,尽管理论内容不少,还是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一是在上下文不明的情况下,一个句子仍是只有一种译法,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许多例句因此而缺乏说服力;二是在一些问题上理解褊狭,如谈翻译语言的再创造,以一篇英译汉短文中的小标题为例,说“四字格”的译法才显示其魅力和风采,如直译,标题应有的精美感便荡然无存;然而仔细看文章,原文只是一般的说明性散文,语言平实,并不夸张,从小标题下的内容来看,有些译为“四字格”的小标题也显得分量过重,如“Air the details”和“Give a nod to fate”这两个小标题,照编者来看,要分别译为“一五一十道个明白”和“力所不及惟有认命”,而不是更能体现原文简介的语言的特色,更贴近文章内容的“说明详细情况”和“认命”。至于原因,书中也没特别说明,只不过想“高于原作”而已,然而译者都知道,“高于原作”恐怕也是有一定适用范围的。可见,在翻译标准问题上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绝对化还是有市场的。此外,也有译者提出批评标准“观念陈旧”的问题。在此,对翻译理论浅尝辄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理论思考缺乏,就只能生搬硬套技巧了。不过有趣的是,许多声望极高的翻译界前辈们的观念倒并不像有些今人这般陈旧。译者们若在“信、达、雅”后便不敢再越雷池一步,那么连“神似”、“化境”都不可能出现了,想必严复本人也不见得喜欢这种局面。 　　三、中国翻译批评标准的现代思路 　　现代的翻译批评标准应将译者摆在重要的位置。目前的多数翻译批评文章中很少出现译者的名字,即使部分多译本比较类的批评文章中提到了译者的名字,也只是用来区别不同的译法,而对于译者的背景、翻译观、动机等则很少涉及。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翻译批评的对象就是文本,其实这是一种很片面的认识。许钧明确指出:“翻译批评不仅仅限于对译文本身的评价,译者对原著的选择,译者的价值取向与翻译道德、态度等都属于批评的范畴。”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主体因素对翻译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脱离译者来探讨译作就容易导致批评的片面性,而且经常会引起被批评者的反感,从而影响到批评的效果。Berman就提出,批评家在从事批评前首先要寻找翻译主体,确定译者身份,然后从翻译立场、翻译方案、翻译视界三个方面探讨译者的主体因素(孙致礼,1999:261-264)。德国翻译理论家Reiss(2004:107)在其著作《翻译批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