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贵州文化内核与价值探索新旅游多元发展路径.docVIP

发现贵州文化内核与价值探索新旅游多元发展路径 　　一、贵州文化和文化再发现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的1902年至1903年间，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只身来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田野调查之旅。鸟居氏进入西南展开的人类学调查之旅，其所行路线都是过去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云南的驿道，这其中尤其是从湖南经贵州进入云南一路所走的路线，正是元明时期以后方开辟的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最重要的交通命脉。从元明时代以来直到晚清的数百年间，这条驿道一直是维系西南与中原之间政治、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大动脉。它起于湖南洞庭湖畔的常德，沿水陆两路溯长江支流的沅江而上，经桃源、辰州（沅陵）、沅州（芷江）、晃州（新晃）等地，进入贵州境内；过玉屏（平溪）、镇远、偏桥（施秉）、兴隆（黄平）、清平（凯里）、平越（福泉）、新添（贵定）、龙里、贵州（贵阳）、威清（清镇）、平坝、安顺、普定、关索岭（关岭）、安庄（镇宁）、安南（晴隆）、普安等地入云南，再经平夷（富源）、沾益、曲靖、马龙、杨林（嵩明）至云南府（昆明）。总长度约1150公里。 　　贵州大学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杨志强在他的一篇重要学术论文里写到，如果把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比作一件色彩斑斓的“外衣”的话，那么，可以说历史上由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以及“苗疆走廊”上的“移民文化”所造就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文化的地域性及族群多样性才真正构成了贵州的“脊梁”。曾为“苗疆腹地”的贵州，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的操氐羌语、苗瑶语以及壮侗语的非汉族群，然而，从对贵州建省六百周年“纪念”之现实表述可以看到，它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整合层面和汉文化所代表的主流话语权的确立过程而被赋予其意义的。因此，杨志强呼吁重构“苗疆走廊”，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对建构贵州地方“主体性”自我认同也有重要的意义，进而对拓展贵州旅游发展的视野，也可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古苗疆走廊”文化新发现好似腾空出世，引起了政府、高校、学术界、文化界和媒体界的广泛关注。杨志强认为，“苗疆走廊”这一概念的提起及其相关研究，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构架和话语体系，并且以“文化线路”为切入点，挖掘和整理各地相关的历史记录、口头传承、族群文化、风俗及仪式活动等无形文化遗产，不仅可为政府的旅游开发战略拓展思路，并且最终还可推动“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申报，让历经六百年历史洗礼的文化走廊华丽转身，重现光芒。 　　与此同时，被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刘锡诚誉为“改写我国民族文学史”重要文化新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前期成果出版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1年5月，国务院公布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申报的“亚鲁王”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发现2009年被评为中国文化十大新发现。 　　在过去的发展中，贵州文化发现出现政府、学界、媒体、大众多元挖掘、发现和传播的路径，以上个世界八十年代“贵州文艺井喷”，二十世纪初“多彩贵州风”和贵州影视高端平台展示为载体，极大地提升了贵州文化在全国的知晓率。 　　以旅游发展、旅游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目标，大力推动了以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省级重大学术科研课题等申报和研究工作。贵州省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项目全国靠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生产性保护工作随着“多彩贵州”系列活动和“两赛一会”民族小商品发展进入全新时期，政府引导、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公司开发、广大农民协会积极参与的民族手工艺品开发活动方兴未艾。尤其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活动，以“新文化遗产”概念定位的贵州文化遗产，重新发现上万处贵州新文化遗产，其中村落文化景观进入贵州文化视野，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媒体大众化解读，加之，“贵州山地文明研究”和“贵州清水江文书整理和研究”两个课题获得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在学术层面将极大推动贵州文化的再发现，扩展了贵州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样式在外界的知名度。 　　贵州文化的再发现已经不是文化专业机构的特权，随着大文化传播构建国家、地区文化软实力时代的到来，以高等学府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引领的文化传播以更加国际化的层面拾掇了区域文化，让多元文化碰撞出枝繁叶茂的景象。 　　以基础研究拓展的田野价值体验、学术成果进入市场的影响力及国际交流产生的文化互动为基础，学术性传播已经让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国家的文化交往、互动和传播产生了新的形态，并成为文化传播的新样式，直达精英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的视野，影响他们看待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方式，影响他们对各地文化的看法、观点和思想，从而从一个“高端人群”传递国家和区域之间的文化形态，必将对未来以“文化”为关键词的核心软实力竞争产生重要影响。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贵州大学等一些高校为代表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