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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性好意同乘行为法律性质与法律责任分析 　　基金项目：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3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名称：关于拼车的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项目编号：201311413054;资金来源：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资助 　　【摘要】目前，随着我国私家车数量的日益激增，由此而带来的城市地区的道路交通愈发拥堵，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节约型的城市交通搭乘方式，即拼车。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拼车行为是好意同乘的拼车行为。由于此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好意人的一种道德的行为，同时又因为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于其责任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这种行为就如搭法外空间，一般更多的基于道德因素所调整。但是，由于交通驾驶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好意同乘的行为若产生了损害后果，由此损害后果所产生的纠纷，其法律性质应该如何界定，责任风险应该如何分配，法律责任应该如何承担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现行法律规范下的空白之处。因此，笔者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主要分析将好意同乘行为界定在无偿性的框架下法律性质的界定与法律责任承担的问题。 　　【关键词】好意同乘；法律性质；责任划分 　　 　　一、好意同乘行为的概念 　　关于好意同乘的概念，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其来源于德国判例学说中的好意施惠，但其好意同乘关系只是好意施惠关系之中的一种而已。目前主流学说主要分成以下几种：王泽鉴将好意同乘界定为因无偿搭车行为而产生的一种好意施惠关系，但并有没给出具体定义［1］。吴国平将好意同乘定义为受惠人经非营运性的车辆保有人或驾驶人同意后无偿搭乘的行为［2］。杨立新将好意同乘分为无偿的和有偿的，无偿的好意同乘是指不支付对价地搭乘他人机动车，且该车在运行中发生事故［3］。 　　笔者更倾向于王泽鉴老师的观点，即将好意同乘界定为一种好意施惠的社会关系。此处将好意施惠作通常狭义上的理解，即施惠人基于情谊上的关系为受惠人提供同乘的便利条件，并且受惠人不给付任何金钱对价的行为。赋予好意施惠此种理解的目的在于将本文中探讨的同乘行为限定在无偿性的框架内，区别于现实中施惠人与受惠人在达成了金钱给付的合意的基础上的好意同乘行为。即在具有非营利性质的前提下，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与同乘者达成了合意。在无偿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基于道德情谊的社会关系。并且需要将此种社会关系进一步划分为无损害结果和产生损害结果两种类型。无损害结果的社会关系更多的由道德领域所调整，法律因素不过多的介入。只有当转化到第二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即产生了损害结果时，才能够被法律的触角所触及，从而形成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与同乘者之间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好意同乘的特征 　　（一）道德互助性 　　施惠人是基于道德情谊关系在自己允许或本身邀请的情况下与受惠人达成合意而实施的行为。 　　（二）无偿性 　　这是好意同乘行为最根本区别于有偿同乘的特征，也同时不同于受惠人基于一定的情谊分担一部分驾车费用或出于感谢给予施惠人情理上的金钱对价的情形。 　　（三）特定性 　　从好意同乘的车辆的特定性来说，必须为非营运型车辆，从乘车人的角度来说必须为自愿达成合意的受惠人，而不包括支付对价和强制进行搭乘的情况。 　　（四）合意性 　　合意性是发生好意同乘行为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施惠人与受惠人双方达成合意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其他的事实或法律行为。 　　三、好意同乘行为的法律性质 　　正确认定好意同乘的性质，对于如何进一步认定好意同乘者相互之间的法律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好意同乘的性质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道德行为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好意同乘行为因行为人双方都欠缺法律意义上的意思表示而不构成法律行为，又因为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关于好意同乘行为的明确规定，因此也不属于事实行为。基于好意同乘行为是施惠人出于道德上的善意来帮助受惠人的行为，因此，好意同乘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行为，属于法外空间，并不为法律规范所调整［4］。 　　（二）事实行为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好意同乘是一种事实行为，是因为虽然施惠人只是出于道德上的善良给予受惠人帮助，主观上并没有要受到法律约束的意思，但如果同乘过程中发生损害后果，就需要法律强制介入对其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地强制介入并不因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5］。 　　（三）法律行为说 　　认为好意同乘行为是法律行为的学者主要持合同关系说、合同关系修正说两种观点，其中在合同关系说中又存在客运合同与赠与合同的不同看法。持客运合同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好意同乘中，受惠人无偿乘坐车辆的情况与客运关系中乘客无票乘车的情形相类似，且我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适用前款违约损害赔偿之规定［6］。 　　笔者认为好意同乘的法律性质将其单纯的归类到上述三种主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