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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减刑假释与保外就医实际运行状况 　　减刑、假释作为教育改造、兑现政策的重要法律手段和是否严格执行保外就医制度，是刑罚执行的重要内容，也是最容易滋生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环节。减刑假释权利运行和属性不同，涉及到监督方式和能力也就不同，作为行政权，目前尚不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畴和能力范围，加强检察法律监督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作为司法权，检察机关、法院在减刑假释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如何发挥，真正在司法层面做到互相监督和制约，需要系统的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意味着，凡是监管场所的全部执法活动都要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保障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监督职责。目前，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实际运行状况究竟如何? 　　1、减刑假释权到底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当然，现在还没有人认为减刑假释权是行政权，因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程序，对罪犯的减刑假释需要由监管执行机关考察呈现，最终由中级以上人民法律审查裁定，这是明显的司法裁判性质。但事实上，对于执行机关呈报的罪犯减刑假释，法院经过审查最终驳回或改动减刑假释幅度的情形和比率微乎其微，这从有关呈报减刑假释与裁定减刑假释的统计数据情况可以得到印证：广西桂东监狱去年呈报减刑假释1428件，只有3例被法院驳回或改动，其余全部被法院依法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建议的内容予以裁定减刑假释。这是由于法院对罪犯的实际改造情况无法了解，只是凭执行机关的书面材料审查认定罪犯的改造表现。另一方面，法院系统对减刑假释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将减刑假释案件列入统计和考核工作，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法院不过是依据执行机关的意思出具相关法律文书而已，法院对减刑假释的实质性监督制约形同虚假，绝大多数法院没有专门的业务庭承担这项工作，而只作为有关业务庭的临时突击，附带性的工作。惟一制约的不过是规定每年呈报裁定减刑假释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和比例。为此，各监管执行机关尽管有不同意见但不得不遵照执行，甚至为争取更多的减刑假释名额和减刑假释裁定的顺利下达而各显神通，无形中增加了减刑假释的司法不公与腐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法院最终决定罪犯的减刑假释，更不如说是执行机关直接决定着罪犯的减刑与假释。而执行机关决定减刑假释的依据是对罪犯的日常考评。罪犯的日常考评工作，是执行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毫无疑问是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具有明显的行政权属性。据此，如果减刑假释事实上就是行政权运行的直接结果，那么，减刑假释监督涉及到检察权到底能否对行政权实施有效监督的问题，因为在现行体制下，检察机关尽管履行着法律监督职责，但实际履行的不过是诉讼监督的职责而已，对于行政权并不具有广泛的监督权，仅有的行政监督也只限于行政诉讼案件的抗诉。对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范围的内容则不在检察机关审查监督的范围之内，具体到减刑假释工作中，在罪犯的日常考评中，什么岗位可以得多少分，什么情形可以加减多少分、给予什么样的奖励或处罚，每月分管干警对罪犯的自主分，监狱对罪犯的单项、综合表扬或记功等，所有这些基本都属于执行机关行政权及自由裁量的范围，检察权难以介入，否则就有不当干预和越俎代庖之嫌。但执行机关和分管干警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安排好的服刑岗位、给予高的自主分、给予各类表扬、奖励等方式，为关系犯创造获得减刑假释的基础而给予减刑假释。尽管整个过程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形，罪犯们对此有议论，派驻检察干警也有感觉，但除非将内幕关系甚至权钱交易揭露出来，否则难以监督。 　　2、减刑假释工作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减刑假释工作在实际操作中遇到诸多的问题亟需法律完善和具体化，确保减刑假释制度的合理性和公平性，纠正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保障惩罚和改造罪犯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监管工作中，明显违法的减刑假释并不多见，但钻法律空子、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确是大量存在，在这些现象面前，检察机关却无法找到法律依据去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日常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呈报考评中，监狱却将经济利益和罪犯的减刑假释捆绑在一起，强调生产第一、改造第二，这对罪犯的改造是不利的，违背了罪犯的改造原则。能完成生产任务带来经济效益的罪犯就被视为有悔改表现，就可以得多奖励分、优先减刑假释，对没有能够完成生产任务的罪犯则被视为消极改造、抗拒改造等等。这种将干警利益和罪犯的劳动改造直接挂钩联系，使得年轻力壮的罪犯所得的减刑假释奖励分或其它竞赛、记功、表扬等奖励分要大大高于其他罪犯，这种忽视罪犯思想改造、只重劳动改造的制度成了监狱管理部门衡量罪犯是否有悔罪表现的惟一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这些嚣犯所呈报裁定减刑的幅度就越大，基本上是刑期过半就可以出狱，这是其一：其二是监管执行机关在呈报罪犯减刑时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