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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与意义 　　克尔凯郭尔说，焦虑是我们的“良师”，当新的可能性浮现时，焦虑就在那里。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说过两句话：“金钱是人们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人们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一名哲学家。”这两句话的语境各有不同，却可以成为切入当下中国集体性“焦虑”的断面。 　　不妨先来看一些数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了60倍，当下中国每17人拥有一辆汽车，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人均6.7平米，增长到2012年的人均36平米。中国人，从没像现在一样，拥有如此富足的生活，特别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新富阶层，生存在社会顶层的他们，是否更具有幸福感呢？答案却是否定的。 　　我们先看一看两个人的遭遇。 　　一位经常和新富阶层打交道的高尔夫球会老板（当然，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曾对笔者这样描述过自己相熟的会员的一天：临近中午时起床，洗漱上班；下午两点开会，解决公司的所有问题，这种会议通常会持续到晚上10点以后；散会后，他还要和朋友聚会、吃饭、喝酒、KTY……也许，还要其他服务；这样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甚至更晚，才能上床睡觉。天亮后，又是相似的一天。 　　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罗先生，一身清爽的休闲装扮的他已界中年，拥有自己的企业，生活无忧，注重养生，对放松与放纵之间的界限保持警惕。当他面带微笑讲述自己的生活时，甚至让人难以相信它的真实性：其实我每天都很焦虑，尽管上班很自由，每天都很晚去，去了也无非是泡泡茶、聊聊天，心情却总是没法放松，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公司的问题，想要放松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球会会员”和罗先生的处境很具有代表性，似乎在为我们描绘，一个生存在特有时代和特有社会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群像剪影，他们与社会中每个人的遭遇，都有着共同的背景。 　　作为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和超越，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文心理学者卡伦·霍妮，发现了人的“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固然与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生物学基础及个人经验有关，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造成了人与人潜在敌意的增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内心中对家庭、家族依赖的集体无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形成之间，存在更为严重的撕裂。 　　当一个人面对充满敌意的世界，总会产生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组成的焦虑。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事业成功、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获取爱和事业，人们在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中，更加深了自己的焦虑，形成恶性循环。 　　人们面对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为了生存，选择任何一种虚假的本质，维持任何一种“低劣”的生活模式，都比导致人格的全面崩溃更“安全”，神经症实际上已经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对此，卡伦·霍妮作出了一个不免悲观的判断：“基本焦虑”的强烈压抑若得不到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人的自我升华能力毕竟有限。所以，文明的成长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患上神经症是人类为了文化的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显然，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财富在无限广阔的空间中延伸并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人们对生活品质、事业乃至梦想的追求提供最基础也是最有力的支撑，但它只有在人的心理产生意义，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不然就会像那位“球会会员”一样，激发人们心中无限的欲望，把人变成财富的俘虏。 　　金钱尽管伟大，却只是一种工具，它既可以带给我们幸福，也可以摧毁我们的身体、生活乃至生命。财富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摆脱生存的压力，在精神的升华方面再次“拓荒”，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平衡。所以，人们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一名“哲学家”。他们必须在解决生存之后，重新审视自己与身体、生命、世界的关系，并决定以何种态度与之共处。 　　焦虑和内心冲突并不意味着精神疾病，它是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同样要面对的，在二者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但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个人是否感到这些冲突已经成为自己的桎梏和障碍，他能否正视这些冲突并直接地应付和解决这些冲突。 　　已经生存在现代社会之中的我们，终究无法逃脱集体“焦虑”的命运，但是，生活中没有焦虑只是一个幻觉。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说：“面对焦虑能够使我们不再无聊，使我们的心智敏锐，而且使我们确知这份张力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保障。” 　　焦虑是有意义的，尽管这层意义可能有毁灭性的成分，但也另有建设性的部分，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面对焦虑。弗洛伊德和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