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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所受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及其启示 　　摘要：张溥所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既是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背景，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人生走向。刻苦自励的精神与其深刻的生命体验相伴而生，是他产生持久学习动力的源泉；家庭教师的高度赏识与父亲的严厉督促又不断强化其学习动机；而社会教育即与文社朋友间的交流切磋则逐渐实现了其学术旨趣的转变。张溥所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与早已内化为自觉行动的刻苦勤学精神相融合，成就了他的辉煌人生，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励志；赏识；督促；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一、引言 　　张溥，字天如，是明朝末年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士人之一，他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乡居十年，成为江南在野士大夫政治力量的代表，因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人社团——复社而成为众望所归的“江南士林领袖”，当时人陆世仪、陈子龙、黎遂球、王与游等盛称其负有公辅之望。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张溥在标志着复社成立的吴江尹山大会上面对六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们说：“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天下多士，共兴复古学，以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张溥在此提倡“复古”与“有用”并重的学风，对明朝由科举之学主导的僵化思想和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空疏学风响亮地说“不”，振聋发聩，在经学、史学和文学诸方面引领了一时风尚，使他成为引领明末清初文化学术转向的代表性人物。他还通过复社的力量，采取“公荐”、“转荐”、“独荐”等形式干预当时科举考试的录取，时人周翰有诗记载此事云：“娄东月旦品时贤，社谱门生有七千。天子徒劳分座主，两闱名姓已成编。”虽然周翰的记载不免夸张，但仍然可以说，张溥以士林领袖身份，积极干预当时的教育乃至科举取士制度，在明末教育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身影。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很少关注张溥的生平，其早年学习与生活经历尚无人问津。本文拟从励志教育、师生授受、社友切磋、刻苦自励等方面探讨张溥所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其成长过程的积极影响以及对当前教育的启示。 　　二、励志教育：明确的学习动机是勤学的力量之源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张溥出身于苏州太仓一位小生产者的家庭。陆世仪《复社纪略》称张溥之父为“太学生翼之”，程穆衡则称其以放高利贷为生。他曾在《先考虚宇府君行略》中记述说：“王父先世贫，及身稍振，有市廛一区，杭田三顷，析而为三。先人业不及中人……雅非所长。”（简称《行略》）其父张翼之因为乐善好施，曾一次性资助外家的远房亲戚“千金”，又曾多次陷人官司之中，故积蓄恐怕不会很多。张溥为后世所熟知的“七录斋”，也并不是什么深宅大院，而是乡间一所小房子。杨彝曾经记载：“世所称七录斋仅两楹，受先坐卧以之，客集则归侍母。”张采《庶常天如张公行状》（简称）则直接称七录斋为“陋室”，其云：“（张溥）十五丧父，同金母出居西郭，颜一陋室曰‘七录斋’。”要之，七录斋不过两间房子，张采（受先）同学其中，遇有客人来，就没有他待的地方了。《行状》继续说，张溥在父亲去世前后，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甚至连买书的钱都没有，只好自己动手抄写。其云：“（溥）私习举子业，甚欲通古今文，苦不得买书钱。盖虚宇公虽素封，子多弗及周，则金孺人？麻绩衽佐公。日夜取成书，断章手录。”这些记载表明张溥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或文化世家，他所受的励志教育也并非高门华胄与生俱来的自豪感。伯父（张辅之）虽成进士，位居南京工部尚书，但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荣誉感，反而带来了伤害。 　　张溥之所以刻苦自励从而拥有成功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而这种动机正是来自家庭所受的屈辱。陆世仪《复社纪略》对此有所涉及，他说：“翼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翼之。溥洒血书壁曰：‘不报仇奴，非人子也。’奴闻而笑曰：‘塌蒲屦儿何能为！’溥饮泣，乃刻苦读书，无分昼夜。”甚至他以翰林院庶吉士乡居期间“读书仍若经生，无问寒暑”。张溥本人对此记载更为详尽。前引《行略》说：“私念先君少历忧患，老而弥酷，日延师傅，躬教挞以望子之有成。”在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中，清楚地记述了感于父亲所受“忧患”而刻苦攻读求得科举功名的初衷。他还说：“然先君摧辱之时，子虽多，大者二十余岁，少者仅八九岁，无一人奋声激昂，稍借爵位气势拔先君于祸患。”家庭中的难言之隐，伯父一家主奴的飞扬跋扈，极大地激发了张溥欲借功名势位以扬眉吐气的决心，因而刻苦学作八股文。如他在《张露生师稿序》中说：“每念先人教子勤苦，夜半起，篝灯辄成三四义。”这样一种励志教育，思想格调固然显得不是很高，但却是张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最能从骨子里激发他内心的奋斗精神，他因此而不断强化的学习劲头，始终没有衰减。 　　张溥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治学目标、高远的治学旨趣，使他能够超越个人得失，将自己的志向与社会需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