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与艺术史研究.docVIP

年谱与艺术史研究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辟有“人的专史”篇，年谱和传记为其中的两章。我在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二十余年，经常要参考中国学者编撰的年谱。我在研究傅山的过程中，也曾在其他学者编撰的傅山年谱的基础上，撰写过长文《傅山年谱补正》。当我用英文发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时，按照海外汉学家的惯例，将年谱译成“biographical chronology”，或“chronological biography”，如果直译这两个英文词，应为编年传记。但是，“biographicalchronology”这词在西方的语境中，通常类似中国比较简略的人物年表。西方虽然也有把一个人物的年谱编成_本书规模的，但数量比中国少许多。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年谱很受重视，编得好的年谱，会被认为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年谱的编纂，有简有繁。作得简的，或是文献稀缺，迫不得已，或是资料甚为丰富，编撰者只举其大略。在近些年的学术风气下许多学者取详尽一路，数十万字的年谱屡见不鲜。 　　中国学术重视年谱，和传统史学注重考证以及历史文献的特点有关。年谱的编撰需要很多考证工作。我的美国朋友李慧闻女士（CejiaCarringron Riely）研究董其昌，曾慨叹，中文传记经常不提供人物的生卒年和活动的具体年份，人们重视获得科举功名的日期甚于出生日期。以《明史》卷288中的“董其昌传”为例，此传没有董其昌的生卒年，除了提到万历十七年（1589）成进士外，另有四次提到年份，很多活动并未提供具体时间。《傅山全书》收傅山撰写的传记十九篇，多数没有生卒年（这样说，不排除在其他的传记文体中，如墓志铭和行状等会记录传主的生卒年，而这类传记失佚不传）。董其昌的学生王鉴，是明末清初的大画家，人们过去都是根据乾隆十年的《镇洋县志》记载的“康熙丁巳，年八十卒”来推出他生于1598年。但我和章晖的研究证明，王鉴生于1609年。类似隋况太多，“生卒年考”便成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道风景。当考证积累多了，还可编成专著，如陈垣先生的《释氏疑年录》，、汪世清先生的《艺苑疑年丛谈》。 　　考订工作还要延伸到其他文献中去。文人的诗文集有按年代先后编辑的，但很多并不如此。古代信札很少有年款，大多仅有日月，有时甚至连日月都没有。对于艺术史而言还有大量的艺术作品要处理，很多作品无年款。根据内容考订无纪年的诗文、信札、书画，将之系年，就成为艺术史学者编撰年谱的―项重要工作。 　　为艺术家做年谱，在清代有翁方纲的《米海岳年谱》，到了现代，陈垣先生以史学大家的身份，编撰了《吴渔山年谱》，绘画大师傅抱石先生编了《石涛上人年谱》。近年来，艺术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艺术家的年谱也越来越多。以书法领域为例，王羲之、颜真卿、赵孟?\、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铎等皆有年谱。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史学者还在编纂年谱的同时，撰写研究专著。譬如说，薛龙春的《王宠年谱》和《雅宜山色 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几乎同时问世。学术专著讲究论述阐发，年谱基本上录而不述，详细记录谱主生平事迹的点点滴滴，可以保存更多的原始材料，正好和学术论著互补。当一位学者编过年谱后，就会对谱主的生平事迹了然于心，做其他方面的专门研究自然能左右逢源。 　　潘中华博士编撰的《钱载年谱》，是一个很有学术意义的选题。钱载是乾隆时期的重要文化和教育官员，参与了当时很多重要的文化活动，如主持中央和地方考试，为乾隆帝讲经，并出任皇子们的老师，参与纂修《续文献通考》，出任四库全书馆总阅官，主持《四库全书》的审阅，他还是卓越的诗人和书画家，加上高寿，和乾嘉时期的很多重要的文化人物都有交集。通过年谱的编撰，全面地展示他的生平和活动、他和同时代文化人物的交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潘中华博士虽为艺术史学者，但是在编撰《钱载年谱》的过程中，对钱载一生参与的各方面的活动予以全面的关注。她广泛搜集了翁方纲、顾列星、吴应和、钱仪吉等人对《?[石斋诗集》的点评，以及钱载批《翁覃溪诗》、《樊榭山房诗》等；钱氏家族各种文献稿抄本，如《[海盐]钱氏家谱》、《庐江钱氏艺文略》、《嘉兴钱氏世藏书画录》、《[钱氏]文汇》《文汇补编》：雍乾两朝档案、奏折、实录、起居注二十余种；清代人诗文集近二百种；引用清代画史、著录、题跋五十余种：著录钱载见存和待访画作百余件。资料不可谓不丰富。 　　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潘中华做了很多的考订工作。如《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卷二著录了一通翁方纲的信札，并未写明谁是收信人，潘中华考证出此札是写给钱载的，并进一步根据国家图书馆藏钱载批翁方纲诗后所附钱载回信，考证出此信写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月初二日。又如《昭代名人尺牍》卷二一录钱载致“草庐老前辈大人”尺牍，起首云：“自别老前辈，将五年矣。”潘中华考出“草庐”乃诸锦，并考出他于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以宫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