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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与解效力内容探析 　　【摘要】随着行政和解的地位得到确立，税务机关作为国家征税机关，其行政执法行为受到税收法定原则的制约，因此，税务机关作出行政和解对税务机关和纳税主体而言究竟会发生何种法律效力值得关注，而理论学界研究较少。文章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税务行政和解的效力作简要探析，以期对税务和解的执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税务 行政和解 效力 　　【中图分类号】D912.2 【文献标识码】A 　　税务行政和解的效力内容，主要是指已经生效的税务行政和解，会在税务行政机关与纳税主体之间产生何种具体效力。从总体上来看，税务行政和解的效力内容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加以呈现，即税务行政和解的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文章对税务行政和解中权力（权利）与义务的配置基本原则进行研究，以此为基础，对行政和解的外部效力和内部效力进行探讨。 　　税务行政和解中权力（权利）与义务配置之基本原则 　　权力（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当一个人主张或者行使某一权利时，意味着负有一定的义务；对于他人而言，某一个体的权利须伴随他人的义务，这就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①正因如此，法律关系中的权力（权利）与义务关系往往是对等的，至少在总体上来看应该是相一致的，否则就有可能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 　　在税务行政机关与纳税主体所达成的税务行政和解中，必须坚持权力（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税务行政和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力（权利）与义务配置应当是对等的，尤其是在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配置上，坚持这一原则更为重要，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行政机关利用自身职权的威慑作用，要求纳税主体在承担较多义务的同时却无法享受对应的权利。对此，当税务行政和解中的权力（权利）与义务关系出现显失公正的情形时，和解协议是要被判定为“可撤销”的效力状态的，它在法律评价上需要运用权力（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加以修正。 　　行政公益优先原则。从本质上来说，税收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同时它也是重要的财政政策手段。因此，一般而言，税务行政活动往往带有一定的公益性，是为了实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税务行政的公益性决定了税务行政机关必须在税务行政和解中坚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重，在权力（权利）与义务关系配置上，除了在总体上坚持二者必须相一致原则之外，同时，还要适度地向税务机关倾斜，承认理论与实务中广泛存在的行政优益权。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需要在税务行政和解协议中赋予税务行政机关一定的监督与管理权限，促使税务行政和解协议目的顺利实现，甚至于在某种特殊情形下，还可以赋予税务机关根据情势变更原则对税务行政和解协议加以变更，抑或是中止税务行政和解效力的特殊权限。② 　　税务行政和解的内部效力 　　税务行政和解中税务机关的权力。结合上述行政公益优先原则，以及理论与实务界对行政契约中行政优益权的研究现状，税务机关在税务行政和解协议中应当享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权力： 　　一是对履行税务行政和解协议的监督权与指导权。任何纳税主体签订税务行政和解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如果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不加以控制的话，相对人会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心理因素的促使而不择手段地实现合同”③。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将税务行政和解的公益性寄托在纳税主体的公德心上，而是要采用一定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因此，我们需要在税务行政和解权力（权利）与义务关系配置上，赋予税务行政机关对履行和解协议的监督权与指导权。从根本上来说，它的理论基础是缔结税务行政和解的目的在于满足税务行政的公共利益。实践中，它往往表现为税务行政机关在和解范围、方式的确定上享有指导权，指导纳税主体在合法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方式就纳税事实争议进行和解。并且，税务行政机关还可以采取发布指示、指导检查、监管约束等方式，监督纳税主体的整改情况，促进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努力实现税务行政和解所确定的终极目标。 　　二是约定的强制执行权。在行政契约中约定强制执行权是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创举，197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第六十一条对于“约定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其条文结构是由“第1项：自愿接受强制执行之要件”和“第2项：强制执行之程序”所共同组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可被称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制度，其强制执行权来源于双方的约定。类似的制度在法国也同样存在，甚至于法国有关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模式更为坚决，认为即使双方没有约定，行政机关也享有强制执行权。在理论研究上，有研究者认为此类制度同样可以运用到税务行政和解之中，认为“在对税务和解契约强制执行制度的构建上，应吸收德法两国契约制度规定的合理内核”④。对此，笔者认为德国模式较为可取，但是在其适用上，我们必须结合现有研究结论，只有在满足如下三项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加以实施：其一，税务行政机关和纳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