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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河流伦理 促进人水与谐 　　〔摘要〕河流伦理是在当今黄河等中外河流面临空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拓展到人与河流的关系中，从多维视角论证了“河流是有生命的”，扩大了道德共同体，从哲学层面确立了河流新的价值尺度，提出了河流的基本权利，建立了人类与河流的新型关系，明确了人类开发利用河流的基本原则，同时论述了河流伦理与河流立法的辩证关系以及河流立法的法理特点。构建河流伦理的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提高人们对于河流生命的科学认识水准；二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河流生命理念进行培育和弘扬；三是改善调控管理，推动流域由单纯治理向有机管理转变，从而为实现人与河流和谐相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河流伦理 和谐 健康 黄河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06)05??0070??03 　　 　　河流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命脉，它不仅给了我们物质的生命，而且赋予了我们文化的生命。然而，由于人类对河流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加之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河流几乎都面临着生存危机。这一严峻的现实引起了人们对工业文明以来治水方针的深刻反思。进入新世纪，如何重新审视人类与河流的关系，怎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基于这一深沉的时代追问，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河流治理的实践出发，把重塑人与河流关系的问题上升到伦理的层面来认识，构建相应的河流伦理体系，以唤起人们珍惜河流、善待河流，自觉维护人水和谐，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河流伦理的提出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上，河流是人类及众多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链条，也是哺育人类文明的伟大摇篮。在漫长的原始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开发利用河流的能力是有限的，河流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人类开始以自然的主人自居，没有节制地开发利用河流，对河流形态、水质、资源能力及运动规律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出现河道断流、河床萎缩、湖泊干枯、湿地消失、水质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单项或者多项并发症，直接导致了河流空前的生存危机。 　　1999年，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组织的调查显示，在世界级大河当中，只有南美的亚马孙河、非洲的刚果河还能够算得上是健康，主要是因为处于所谓欠发达地区而幸免于难［１］。 　　近几十年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对河流的过度开发、低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全国各大江河湖泊的水质和生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黄河的问题最为突出，其水资源利用率已达70%，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40％警戒线。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1972～1999年的28年间，黄河有21年出现断流，不仅对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加剧了下游河床的萎缩与主河槽的泥沙淤积，给防洪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日趋严重的生命忧患，正在威胁着这条伟大的河流。 　　循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透析当今河流生存危机的大量严峻事实，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顺应客观规律，在开发利用河流的同时，承认并关注河流自身的生命价值及其生命权利，关爱河流，呵护河流，流域内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发展，民族文化才能永续延伸。河流伦理正是在人类这一深刻的观念转变中应运而生的。 　　作为黄河的代言人，怎样与她共同度过生命的苦旅，使之更好地为中华民族造福？黄河水利委员会从反思河流治理的终极目标入手，以人水和谐为宗旨，开始探寻新的治河之策。2003年2月，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在全球水伙伴中国地区高级圆桌会议上率先提出了建立“维持河流生命的基本水量”概念，第一次把河流作为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思考，2004年初，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确立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其理论框架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治河理论体系、生产实践体系、河流伦理体系［２］。之所以将河流伦理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就在于，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高度，研究建立人与河流的新型关系，唤起人们自我警醒，以自己的聪明睿智和果敢行动，投入捍卫河流生命的重大实践之中，从而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奠定坚实的人文和社会基础。 　　应该说，是日益严重的河流生命危机催生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新理念，进而又催生了河流伦理。这是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现代化进程中一场观念上的革命，标志着人与河流的关系将从对立走向亲和。 　　 　　二、河流伦理的初步构建 　　 　　河流伦理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涉及面广、跨度大，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无论是对水利界，还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界来讲，河流伦理体系研究都是一门全新的边缘学科，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