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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与反思中把握社会学中国化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问题，笔者想从与会学者提及的中国有没有“化”的话题说起。“化”之为汉字，古已有之。《管子》“七法”篇有“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而表达由内外因素影响所引起变化生成之义的“化”字在《易经》、《道德经》和《庄子》等文献中也可见到。按笔者的理解，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有没有“化”这一话题的本意，是想说如“本土化”等词所对应的外语词根“??ation”的 “化”义，中国究竟有没有？这不失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严复译的《天演论》，原文标题中有“evolution”一词，但严复并未直接将其译作“进化”而是解作“天演”，但《天演论》下卷“能实”篇中还是有“伏变化之机”、“极变化之致”、“合而言之天演也”之句；下卷“教源”等篇也多有涉及“化”的字句。尽管严复的译作对当时整个思想界的影响巨大，然而与其所译“群学”等概念一样，他对“化”的译法乃至总体上的译式，毕竟没有成为此后学界主流的译语体系。 ??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某某化”的译语模式，来自日译外来语。关于我国社会科学用语中的许多词汇来自日语这一问题，正如近年出版的《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的作者对其频繁地提起（所谓“日语的过滤”）又反复地将其搁置在一边那样，在一些学科领域中，它常常既为人们所意识，又往往不为人们所计较。不过，应当看到在经济学、哲学等领域中，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如叶坦、葛兆光、海外华裔学者方维规等）结合本学科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考察。话说回来，上述提及的（以及未被提及的）诸多探讨，究其渊源，几乎都涉及到井上哲次郎的《哲学字汇》。不错，恰恰是在那本出版于1881年的词典中，井上采用了几种译式来翻译后缀为“?C??ation”的英文概念词汇。其中之一是将其译作“某化”，如开化（civilization）、归化（nationalization）、同化（assimilation）、渐化（variation）等。和这种译式一道，大量日语外来词以及成为定式的译法，在上世纪之初不到20年的时间内，通过大批留日学人的移植，很快在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成为一种风行的话语模式，正如“五四”前后，“西化”、“欧化”等的提法已经开始流布于学术界甚至民间的日常言语中了。?? 　　鉴于这样一层想法，笔者在会间曾表示了对每每提及“社会学中国化”就非得从我国学者最初翻译国外“西学”著作说起之见解的不同意见。林纾、严复等只是极少数的特例，此后在上世纪初经“日语的过滤”被译介到我国的大多数译著，基本上彻底中断及颠覆了严复等人最初在译述实践中所作出的一些难能可贵的尝试，且概念用语几成清一色“日语汉字”。一如哲学界有学者所揶揄的“穿一件尺寸不合的长衫”那样，或用吴文藻的话说叫做“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有关这一过程在我国社会学术语演变史中的经纬，至今尚未被梳理清楚。虽说东瀛那边为“买了爆竹让邻家放”而耿耿于怀的人可说不少，但这边从“拾了人家的铃铎当本地寺院里的大钟敲”的迷糊中醒悟过来的人却不见得多。故言“社会学中国化”当从我国学者翻译国外“西学”著作说起的见解，总有牵强之嫌。?? 　　相对于内容几乎完全不涉及中国研究的早期“西学”翻译著作之不宜称作“中国化”，以下四种情况，应该承认是与中国有关的。其一是“洋教”在中国的传经（《圣经》的翻译和传播）过程。梁启超（1925：16）曾注意到，耶稣会初期的教士出于传教目的，对中国的宗教、甚至“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得极深透”；其二是外国商人为了达到在中国推销其产品、打开中国的市场之目的而进行的与中国有关的市场调查、家计调查，以及生活方式研究、消费心理分析乃至有关中国当时的政经、法规公文的分析等，如华特尼的《中国人与中国人问题》、A?M?安德森（1928）的《中国的人性和劳工》等；其三是与西方的青年会或一些文化机构在中国活动的“当地化”努力有关。一如费孝通（1961：179）在《留英记》中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来历与甘博尔个人的关系问题所作的详尽介绍那样；其四是出于对殖民地、潜在竞争对手或敌对国等的政治、社会状况的全面把握等需要，国外学者所做的有关研究。在这种背景下，上世纪3040年代也留下过对中国华北农村调查、“满铁”调查等研究成果。?? 　　上述四种情况，虽然研究的对象都涉及到了中国人、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特有的问题，且都或多或少地涉及社会学“视野”，有些甚至完全是在社会学的名分下进行的，但这些尝试同样也不宜被归入“社会学中国化”的论域之内。借用费孝通的话说，这些基本上是殖民或半殖民地时代的附属品，或者叫“半殖民地上的怪胎”。前面提到吴文藻所称之为“舶来物”的认识也适用这些情况。总之，早期在中国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抱负的中国学者的本土化之情结，起初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