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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内障因素评析 　　[摘 要]中华民族相较于欧美国家，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觉醒较为缓慢。这其中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展的阻挠是显著外因，而中华民族自身则存在着诸多内障因素。如“牢不可破”专制政体的窒碍、“夷夏有别”思维观念的束缚、“以盗为师”情感价值的顾虑，“难堪境地”文明中心的边缘化等直接限制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 　　[关键词]民族意识；觉醒；夷夏有别；以盗为师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5 ― 0016 ― 02 　　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是饱受屈辱的民族抗争史，又是中华民族不断自强和觉醒的历史，在饱受屈辱与反抗中逐渐自省并强大起来。随着侵略的加深而日益坚决，侵略越深，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越活越，民族觉醒的程度就越高。然而，觉醒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在不同阶段其觉醒的程度和状态是不一样的。从甲午战争前部分士大夫为代表的精英人士的觉醒，到甲午战败后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群体的觉醒，标志着民族觉醒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群体性阶段，而抗日战争则展现出了全民族的觉醒。表现了民族觉醒由个别精英发展到某个阶层，从阶级觉醒进一步转化为人民大众的觉醒，体现了从上至下，从核心向外延的扩展过程，范围越来越广，人数越来越多。 　　民族意识觉醒是民族觉醒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前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是如此的缓慢和复杂，前后历时一百多年才获得了民族独立。外在原因在于资本帝国主义不希望封建的中国发展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对中华民族的觉醒采取打压的政策。加之长期的国内战争等，严重的障碍了民族觉醒的进程。日本与中国几乎是同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同样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境地，然而日本则是寻求知识于世界，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强国之路。鸦片战争后魏源、徐继畲等人编撰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相继传入日本，影响到了日本一批改革家，如吉田松荫、西乡隆盛等，正所谓“墙里开花墙外红”。如实准确的分析民族在觉醒过程中的内障因素，有利于我们正视自身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不足，有效廓清民族发展的新视界。 　　一、“牢不可破”专制政体的窒碍 　　中华民族在农业经济为背景的政治中，千百年来秉承着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官僚垂直型政治结构，国家权力即皇权的至高无上性是其基本特征。而这种特征随着满洲贵族入关将其发展到了专制制度的极致，其标志就是军机处的设立。在这种集权体制之下，社会的变革局限于王朝的更替和天下的易主，不能从根本上触及社会结构。大一统的集权社会中只能是一个王朝灭亡另一个专制政权建立。之于社会下层而言只知道有君主而不知有国，所以在面对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采取的普遍是“照方抓药”或托古改制，总之，有例证可循。在这样一个坚固的社会结构中，无论是改良或是颠覆性的革命在没有外力助推之下很难从内部进行破环。因此在一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很难发生改变，家国理念就更难以发生变更，民族概念也仅仅停留在狭隘的满汉之争上。 　　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个体寻求解放，民主意识焕发的过程，更是民族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华民族的民族民主意识在鸦片战争后强烈起来，特别是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民族独立意识才表现得更为强烈了。只有在政治上实现国家体制的现代化，个人才有机会充分表达个人意愿，形成民主权力，突破专制集权的统治，这也是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形成的最终标志。因此，在中国改变政体的艰难过程直接决定了民族觉醒缓慢的进程。 　　二、“夷夏有别”思维观念的束缚 　　中华文化自古便具有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能力，即便是外来的宗教都能为我所容纳，而中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无论是周边“夷蛮”与“藩属”还是海外文明都被视为野蛮、荒蛮的与正统相背离的，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由此而形成的“尊王攘夷”，“德华兽戎”等观念深入人心。其核心就是华夏优于夷狄，数千年来作为一种文化为人们所接受，并且由此而形成的天朝观念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统治者也一贯采取要么“扶”，要么“剿”的治理策略。这在鸦片战争前表现的尤为突出，其具体表现就是“怀柔远人”。《礼记?中庸》指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怀柔远人”从来是中国皇帝或君主对待蛮夷的手段，是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1〕所以在清早期由于国家的相对稳定，周边少数民族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统治。然而这样的事实只存在于中原文化与物质实力远超于周边之时，一旦周边发展达到或超越与中原地区时，中原文明便会出现被取代的局面，如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满洲入主中原等，但由于中原文化浑厚的包容能力，使得征服者又逐渐被征服，“夷夏有别”的思维观念虽然受到了挑战，但最终并没有被击破。 　　中国的发展也确曾成为世界的中心，尤其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