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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思想予思想者 　　摘 要：自复仇的延宕问题提出后，思想与行动脱节、缺乏行动能力几乎成了哈姆莱特最本质的特征。人们将太多期待置于哈姆莱特身上，并往往以“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为前提来评判哈姆莱特。纵然复仇行动表面看去是延宕的，然而延宕背后却是深刻而伟大的思考。以往研究者往往将哈姆莱特定义为“行动上的矮子”，本文将论证哈姆莱特思想的价值，指出他的理性之光以及对复仇的超越，“还思想予思想者”。 　　关键词：哈姆莱特；理性之光；复仇；超越 　　如果一味复仇，哈姆莱特或许只是挪威王子之流，其复仇的延宕与性格的复杂，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体现思想的伟大。当莎士比亚将他创造出来时，他就以不同于传统复仇骑士的形象屹立于世人面前，展现其独特的价值。 　　一、行动上的矮子？思想上的巨人！ 　　被世人奉为复仇王子的哈姆莱特，并没有始终带着勇敢和坚定，积极地推进复仇行动的实施。相反，在复仇过程中，复仇行动本身一再延宕。当哈姆莱特父亲的灵魂要求哈姆莱特必须替他报仇时，哈姆莱特感叹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是哈姆莱特复仇行为的第一次“延宕”。在克罗迪斯祈祷和忏悔时，哈姆莱特在复仇的绝佳时机再一次犹豫，在他看来： 　　“我现在解决他，却是趁他把灵魂洗涤清净、准备成熟的时候，这能算报仇吗？不。收起来，我的剑；等一个更凶的机会：等到他喝得??醉了，等到他正在发怒，等到他在床上放纵乱伦的欲情，等到他在赌博，在诅咒，或者在干什么一点也没有得救希望的勾当――那才砍倒他，叫他两脚跟踢着天，叫他的灵魂像地狱一样漆黑，直滚进地狱。” 　　由此，他错失了复仇的绝好机会。在一次次延宕行为的背后是一次次思考、怀疑和自嘲。例如著名的“生还是死”的自白。德国的弗?施莱格尔强调哈姆莱特“天性中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不停思虑的理智上，他行动的能力都完全破坏了”，表现了“人类心灵无法解决的不和谐性”。另一位批评家马尔里奇则指出，“哈姆莱特”生性是个哲学家的头脑，他有完成伟业的意愿与能力，但那必须服从他自己的思想而通过自己独立、独创和创造性的力量去实现”。批评家维歇把这种行动的犹豫归结为“思辨的过盛”。他说“思辨永远不会导致行动。思辨可以无限延长……而人在思辨中却寻找一个绝对恰当的时机，事实上这是没有的，永远也不会到来。”还有英国浪漫派莎评最重要的代表柯勒律治说“用幻想来代替实质”，最终“变成只会沉思默想的生物，而失去了他行动的自然力量”。 　　这些评论大都说明了哈姆莱特耽于思考和幻想而不善于行动，且多以“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为哲学前提。然鹅，哈姆莱特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大于行动的人，以一“权威”或“流行”价值标准讨论未免太过苛刻。哈姆莱特曾将自己与挪威王子相比，与“为了一点点幻梦和虚名的挪威小王子”正是“过去”的哈姆莱特，传统故事与复仇悲剧模式中的骑士英雄，但是，即使在挪威小王子面前感到惭愧，他仍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存在。具有“思想上的巨人”特质的哈姆莱特，展现了其长久的魅力与价值，使“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哈姆莱特”。 　　二、理性之光的闪耀 　　哈姆莱特的思想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理性，“理性之光”贯彻了整个复仇旅程。 　　首先，在面对父亲鬼魂揭露真相、面嘱复仇的第一反应是：“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把它重新整好！”――他铭刻于心的，不是个人与家族的怨仇，而是由此而及的对时代危机的认知，以及自我对于时代、历史的使命的自觉。其次，面对父王鬼魂的控诉，哈姆莱特在第三幕第二场戏中叔叔暴露真相前，都是半信半疑的，他说他害怕“所看见的那个鬼也许是魔鬼”，会“趁我的软弱，我的忧郁”，“骗我去害人害己”，因此他还要搜寻切实的证据――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复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可能真正复仇。 　　再次，哈姆莱特在内心深处对以血还血的的复仇本身可能造成的负面伤害，有慎重的考虑。这一点在他要不要向母后复仇这一问题上暴露得很清楚。第三幕第二场结尾处哈姆莱特决定找母亲谈话前有一段独白，他一面强烈感觉到内心难以遏制的复仇欲望“我简直喝得下热血/干得出青天白日所不敢正视的狠极的勾当”，另一面他又竭力控制这种复仇欲望，特别是不要让复仇之火投向母后，他警诫自己：“我的心可不要迷失本性；不要让/尼罗（古罗马杀母暴君）的灵魂钻进我坚定的胸怀。/我尽管凶狠，可不要变成忤逆；我对她，口要出利剑，手不用尖刀。”这至少说明，哈姆莱特采取以血还血的复仇手段带有很大的被动性，他的本性更倾向于爱，他最初也是个“快乐王子”。 　　与莱阿提斯进行对比，哈姆莱特的理性意识更加凸显。莱阿提斯直言不讳地高喊“忠心，滚进地狱去！/信誓，叫魔鬼抓去！/仁义道德，直落到无底的洞里去！/我不怕自己下地狱。我意志坚定，/上天也罢，入地也罢，我不管，/有什么尽管来什么，我只要为父亲/痛痛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