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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的光影蜕变史 　　回顾一下最早的《黄土地》，到今天的《搜索》，相同的都是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不同的是在这一路走来，陈凯歌从不墨守陈规，他试图将镜头逐步“升格”，在他镜头下的小人物变得不再平凡且深入人心，今天的《搜索》，表面上是抓住了时下热门话题讨了个巧，可谁又敢保证这不是陈凯歌又一出拿手好戏？通过以下5部作品，可以一窥陈凯歌的光影蜕变史，成为第五代导演的中流砥柱，绝非偶然。 　　《黄土地》（1984） 　　用“石破天惊”来形容《黄土地》的诞生，相信在多数人看来绝不为过，这部象征中国第五代导演全面崛起的标志之作，非但成就了首执导筒的陈凯歌，也成全了中国电影的另一个时代。 　　在影片的价值而言，《黄土地》有如下的归结：“仅仅把故事当作外壳，它通过超时空的开拓，抒发了作者对土地、对人民的赤子之情。影片在摄影、色彩、造型、构图等方面也出了大格，然又无不内蕴深意。《黄土地》以土地、民俗文化与人物的三者统一，以叙事因素、隐喻因素、抒情和哲理的三者统一，表现了陕西高原古朴、苍凉、深厚的民风，表达了创作者对民族特性、农民命运的思考”，而这正是与谢晋等第四代导演拍摄的“文革”反思电影的区别之处，而自称那一阶段是个“民族主义者”的陈凯歌，在风格及主题上更极力向“中国化”靠拢，尤其片中不断出现的黄土地，更是寄托了他对中国出现了“精神的黄土地”而流露出的悲情和无奈。 　　陈凯歌在《黄土地》里，也展示出他以影像传达内涵的先锋实验性，纵观全片，对白并不占多数，但镜头构图、画面布景、动静节奏、人物神态营造的力量，却弥漫着强烈的人情味； 　　此外，陈凯歌一方面以黄河象征华夏子民数千年来苦难之“源流”，另一方面又在情节刻画中传递民族新生的希望，如翠巧完婚后东渡黄河，弟弟极力摆脱求雨的人群，再到陕北的八路军，无一不将“希望”的主题加以升华，加上陈凯歌活用陕北民俗风情，使得《黄土地》成为一部既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又充满民族及人性思考的重要作品。 　　《孩子王》（1987） 　　在陈凯歌眼里，即使“如果从娱乐性、老少咸宜的角度来衡量，则完全是一部失败的片子”，在他早期执导三部作品：《黄土地》、《大阅兵》与《孩子王》中，他最喜欢的始终是这部《孩子王》。 　　《孩子王》的背景是陈凯歌所熟悉的，因他与小说作者阿城都在那座位于云南边远地区的农场待过，何况，阿城在小说中反映的对文化精神及人生态度的反思，也是陈凯歌自《黄土地》以来就屡在其影片中表现的，当然，陈凯歌此番依然对这种反思态度进行延伸，从教育拓宽至整个传统文化领域，继续探讨“文化沙漠”的悲剧现实，正如片中老杆因不按字典教书被赶走后，临走时在树桩上写下的“王福，今后什么也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便投射出人文环境相比自然环境而言对文化的伤害，由此可见，《孩子王》对陈凯歌的“忧患意识”的承载，较之《黄土地》又深刻了一层。 　　遗憾的是，作为对陈凯歌本人有非凡意义的“严肃影片”（与他曾划分出的“通俗影片”相反），《孩子王》的反应显然颇为尴尬。虽说在那段时期里，张艺谋的《红高粱》几乎“代表”所有中国电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亦足以证明这一点，但陈凯歌在《孩子王》中表现的文化反思，对不少西方观众而言却充满代沟，加上过于自我又互相冲突的艺术表现，未能叫外国人领会其中意义及价值，或亦属意料中事，结果，《孩子王》非但只在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一项名为“教育贡献奖”的安慰奖，更被电影记者颁了一项意为“最令人厌倦的影片”的“金闹钟奖”，与《红高粱》的风头相比，自然捉襟见肘，其后就连国内的金鸡奖，《孩子王》也在重要奖项上惨败于《红高粱》，其后，陈凯歌便远赴美国进修三年，直至1991年才等来了《边走边唱》... 　　但无论如何，《孩子王》依然是陈凯歌导演历程中不可不提的一作，在表现形式上，诸如交替出现的冷暖色调，平稳固定的镜头运用，利用多人合诵“百姓家”及乘法口诀时构建的音效力量传达时代特征的设计，乃至用镜头多次强调以草屋校舍从置身孤立的环境（山包）到结尾着火被烧毁做出传统文化从“不变”到“改变”的象征，再到对“死物”――字典、皮球或“人物”――“来娣”、“老黑”等的刻画，皆在为观众表现出他作为创作者的主观意象，换言之，即是以写实的手法，强调写意的核心，这亦是陈凯歌早期的一大电影风格。 　　《孩子王》虽有剧情，却在陈凯歌的主观表现下显得模糊且游离，虽有诚意，却无法营造出一种“雅俗共赏”的共鸣，因而观众即使明白陈凯歌的苦心，亦只能在单调沉闷的情节推进下昏昏欲睡，尽管也还有一句经典的“人创造了文化，又变成它的奴隶”对白点明主题，但表现出来的却更多是导演的一厢情愿...凡此种种，都注定让《孩子王》成为一次“曲高和寡”的个人创作，既无《黄土地》的石破天惊，与陈凯歌其后的成熟之作，实质也不相好比。 　　 　　《霸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