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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和农业周期性增长分析 　　摘要 农业增长除受到基本投入要素的影响,还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对于制度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文献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通过对1978-2007年总体和不同阶段农业增长与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业在要素投入并没有周期性变化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却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为了探究农业周期性增长的原因,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农业总产值指数变化的特点,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同时根据Griliches生产函数构造计量分析模型。通过分析发现,正是由于不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的变迁,导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周期性起伏。因此,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 农村;制度变迁;农业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G812.42;D63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4-012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22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不但使我国利用占世界不到7%的土地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使农民奔向小康,走向富裕。在这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农业增长率起伏不定,增长速度较快的阶段为1979-1984年、1992-1995年、2004-2007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7.8%、8.3%和9.9%,还有增长速度较慢的阶段,平均增速只有4.41%和4.2%(见图1)。对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同的文献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对于中国农业增长问题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也是最多的观点,认为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农业增长,而技术进步又是促进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赵蕾,王怀明,2007;李谷成,2009)[1,2];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增长有很大的影响。李焕彰,钱忠好(2004)在研究了财政支农各类支出的边际产出效应后,从财政支农政策制定和执行两方面探讨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偏差的原因,认为农业公共产品投入不足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潜力[3]。乔榛等(2006)对政府的农业投入规模与结构和农业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其对农业生产增长有极大的相关性[4];第三种 　　 　　图1 1978-2007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指数变化 　　Fig.1 The chang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total 　　growth index from 1978-2007 　　观点认为制度变迁是引起农业增长变化起伏不定的主要因素。Justin和林毅夫(1997)在研究制度变革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时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5]。T. Paul Schultz 和Zeng Yi(1999)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1979年到1987年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增加了人们的私有产权,加强了市场竞争,激励人们采用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6]。邵俊岗(2003)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土地制度、经营制度、组织制度变化对农业技术变化的影响,研究了农业制度变迁与技术变化的相互关系,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变化对促进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7]。在对影响农业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时,农业生产率和财政投入的影响大都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而对制度因素的分析,由于制度的难以量化,大都采用理论分析方法。尽管经济制度难以量化,还是有学者尽力尝试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村经济制度变革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例如杨正林(2007)运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地区差异与农业增长[8],乔榛等(2006)运用计量和统计方法对1978-2004年不同阶段内土地制度、价格和财税制度对农业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本文在Griliches(1963)生产函数框架内构造了制度变迁对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分析模型,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主要对应用模型和数据进行说明;第二部分根据Griliches(1963)提出的生产函数方法[9],评估和验证制度变迁和其他各项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最后一部分对文章的结论作出分析。 　　席利卿等: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周期性增长分析中国人口#8226;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4期1 模型与数据 　　1.1 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