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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史研究问题和思索 　　[提要]熊月之认为，中国传统城市与欧洲古代城市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自古以来城乡文化一致性、城乡行政一体性的特点没有改变；即使近代通商口岸的出现，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城市的体制，但城乡文化一致性在通商口岸仍有顽强表现，城乡行政一体性在非通商口岸依然存在。戴一峰认为，目前城市史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野――内向性视野和外向性视野，而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偏好于内向性视野，应当在今后的城市史研究中大力提倡内向性视野与外向性视野的交叉并用。张利民认为，近代以来城乡对立的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城乡发展脱节、城乡差别迅速扩大状态；因为自身动力不足和得不到乡村的支持，结果是限制了近代中国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何一民认为，科学地划分中国城市史的不同发展时期，对于研究中国城市历史十分重要；而以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作为划分城市分期的标准，可以将中国城市历史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三个时期。陈蕴茜认为，中国城市转型是社会系统转型的一个缩影，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记忆、认同等众多层面，而“空间”却是可以充分展示这种转型现代性特征的重要维度；将“空间”引入中国城市史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揭示中国城市演化的独特规律。 　　[关键词]中国城市史方法视野 维度 　　[中图分类号]K2；F29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0―0129―17 　　 　　[编者按]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城市史开始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体上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化提速同步。1986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地的城市史研究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标志着学术界对城市史研究的整体重视。此后，中国城市史研究遍地开花、蓬勃发展，各种城市史论著姹紫嫣红，并在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等地形成颇有影响的研究基地。为继续推动这一研究，本刊特邀请了熊月之、戴一峰、张利民、何一民、陈蕴茜等五位学者，主要就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深化与拓展该领域各抒己见。 　　 　　中国传统城市特质的变易与延续 　　熊月之 　　 　　中国城市已有五千年历史，历经七变――从商周都邑、春秋战国城市、汉唐城市、宋元明清城市，到近代城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城市，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今城市。其结构与功能，既有变易，也有延续；既有渐变，也有大变。如果将欧洲城市作为参照体系，可以看出，中国城市有其相当鲜明的特质。这里主要就近代以前的传统城市特质的变易与延续作一讨论。 　　中国最早的城市为都邑，出现于商代。考古发现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均是。这些城通常有城墙、城门、宫殿、宗庙、通衢、手工业作坊等建筑，有防御设施，其功能主要在政治与军事方面。西周将京畿以外的地区分封给诸侯，各建邦国，各筑其城。其时城有两类，一日都，二日邑。最大为都，其余为邑。商周的都邑主要是各类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军事据点，以王室、贵族、军队为城市主体，与今天意义上的城市差异很大。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局动荡，都邑演变，无论是数量、规模、社会分工、社会结构、社会生活，都较前有了很大发展。战国时期，许多都邑已是气象一新的城市，经济功能较前大为增强。临淄、邯郸、大梁、吴城等都是著名的区域经济中心，冶铁、铸铜、漆器、纺织、制盐等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其社会结构有很大变化，除了王室、贵族外，也有许多商人、手工业者。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也多了起来，有卜者、医者、修鞋补席者、厨夫、乐人、倡优、妓女等，还有数量可观的士。但是，春秋战国时城市功能仍然以政治中心、军事据点为主，包括商人在内的居民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督与管制。 　　从西汉到唐代，城市结构与功能发生重要变化。 　　汉承秦制。秦在统一六国后，普行郡县制，将全国八九百个县的政权都设在本郡本县某一重要的城市之中，确立了以首都为中心、以郡县城市为网点的大一统的首都郡县制城市体系。这一体系是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发展与完善。从此，城市成为各级政权所在地，城市的政治功能是第一位的，统治者以城市为原点，对全国进行统治。 　　在承续秦制的同时，汉代也有所发展。汉代城市的城区开始按闾里制建设，首都长安城内分为宣明、建阳、修武等160个巷里，街道呈棋盘状。洛阳及其他城市的规制与之类似。各城市内建筑以官府衙署为中心，然后按功能分为居住区、手工业区与市场。各城市市场都实行封闭式，建有固定性建筑，分类列肆，集中交易，按时营业。除了规定区域，其他街巷不准开设商店。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延续了汉代的城市体制。各个朝代城市有废兴，制度有损益，但基本原则没变。唐代前期城市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