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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现状和对策思辨 　　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剧烈变化，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人民币升值加速，等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纺织服装业面临成本压力。我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促使纺织服装业面临产业转移与升级的决策临界点。从战略层面看，发生在纺织服装业内的产业转移，既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应对新经济环境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在内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之后企业做出的一次深幅调整与战略性试探行为。 　　 　　一、应从更高层面，审视我国纺织服装业内的产业转移 　　 　　我国纺织服装业的产业转移其实质是产业转移地区与承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转移实际体现在产业于空间上的移动，是一种特有的经济行为与过程。这种移动可达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有利于产业升级。 　　从国家角度看，我国地域及人口特征同其他国家不同，我们需要像纺织服装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支撑国家经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发生在纺织服装业内的产业转移有助于业内企业保持成本优势，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从政策层面看，国家会支持这样的转移。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面临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整个产业的升级构建基础，以实现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战略目的。无论这次转移的规模最终有多大，都将惠及广大中西部地区，也有利于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链更为优化的大中国式布局，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由于我国地域间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纺织服装企业在面临产业转移压力时的情况各有不同。以广东地区为例，从经济视角看，该地区东西两翼和中部地区的发展落后，这个地区的产业转移应以省内转移为好。这既可确保当地经济发展，也可避免因战线拉得过长而面临风险。而温州的情况则是土地资源缺乏，资金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是这一地区发展的重点，因此产业转移以外省更为合适。基于此，产业转移地区在面临转移之际，应考虑地区差异，客观决策是大之前提。从目前情况看，纺织服装产业海外转移时机还不成熟。虽东南亚地区如越南与老挝等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在员工素质、生产配套、基础设施、政府效率及地区政策都无法与我国中西部地区相比。从模式选择来看，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或应成为模式首选。 　　对我国纺织服装业的转移研究，不应以以往的“国家视角”来审视，当前的转移不同于以往的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当前纺织服装业转移的实质是，在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间的一次产业转移，是纺织服装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于特定时期下才发生的事情。学者赤松要（Akamatsu，1995）与小泽辉智（Ozawa，2001）的雁行转移理论，学者弗农（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转移理论以及刘易斯（Lewis，1977）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并不适合我国当前的纺织服装业转移。结合具体情况，如果能实现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要素同中西部地区资源要素的对接，纺织服装业或可在转移过程中促成整个产业的大中国式布局，从而于战略层面优化产业链条。 　　 　　二、承接东南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产业的转移应具备战略视角 　　 　　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在于较低的人力成本与土地资源，中部一些地区还占有区位优势，这恰恰是东南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企业产业转移所需要的。虽然小岛清（Kojima，1978）的比较优势理论关注于经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动机，但他的研究也表明：“通过产业空间的转移的确可回避产业劣势，乃至可扩张边际产业，从而显现转移产业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中西部地区无法将自身劳动力与能源优势同东南沿海地区的管理理念、品牌和营销实现对接，或仅仅是将企业设备转移过来，中西部地区所承接的产业将失去战略意义。从全球视角看，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明显，我国纺织服装业转移将是产业升级的必经阶段。从目前情况看，中西部地区所承接的转移应或可推动当地产业升级，这符合国家利益。 　　当年，珠三角洲地区承接国外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是我们承接的首次转移。但伴随珠三角地区承接转移的深入，当地的产业集聚开始做大。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聚是伴随着国外大规模产业转移发展而来。但伴随着珠三角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集聚区内的成本要素开始快速上升。按照Klimenko（2003）的说法，“这种成本要素的上升会造成产业扩散的离心力，从而产生出转移到新地理区位的新需求。”实际上，学者蒲格和维纳历斯（1996）的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点。 　　从产业转移的新经济地理视角看，我国中西部地区土地与人力资源优势将随产业发展而提高，中低端产品的加工优势将伴随产业发展逐渐丧失。中西部地区当前所拥有的优势在若干年后或将成为很多地区都具备的产业转移的最低门槛。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战略性节点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