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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权捐赠信息披露和政府监管研究 　　为了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升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我国应大力鼓励、规范慈善事业的发展。在鼓励社会大众进行慈善捐赠的同时，必须保证捐赠资源能得到合理利用，这需要慈善基金会提高公开透明度，政府的引导、监管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捐赠形式，包括现金、物资、股权、志愿者服务以及彩票公益金等。在众多捐赠形式中，较新颖的股权捐赠在运作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可以很好地实现捐赠资源的保值增值，保证了资金来源的充足性，是一种较优越的捐赠形式。股权捐赠在我国较少见，私人捐赠股权成立慈善基金会更少，曹德旺属于首例。本文选取了曹德旺捐赠股权给民办基金会的典型案例，并对比参照巴菲特捐赠股权给盖茨基金会的案例，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对比分析方法，深入分析，找出两案例中捐赠方、受赠方在信息披露、政府监管方面的异同，以期更好地规范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股权捐赠的概念 笔者所指股权捐赠是指慈善捐赠者自愿向受赠者捐赠股权，用于公益事业。强调以下几点：捐赠属自愿行为；所捐赠的股权所有权真正转移，并登记、披露；所捐资源用于公益事业。 　　（二）股权捐赠文献综述 一是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关于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非营利组织失灵的治理。里贾纳·E·赫茨琳杰（2000）曾指出，非营利组织缺乏商业领域中的强制性责任机制，内部的不法行为和不善经营严重地削弱了其自身的公信力。针对这些问题，赫茨琳杰提出了解决方案：披露-分析-发布-惩罚。此外，为更好地衡量这些组织的效率，还应注重非财务性信息的量化披露。陈晓春、赵晋湘（2003）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失灵的原因主要包括利益驱动、道德失控、官员腐败，应从立法、信息管理、道德机制入手进行治理。孙杰（2008）阐述了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和制约信息披露的瓶颈，提出了加强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张雁翎和陈慧明（2007）指出，完善的财务信息披露机制，可以塑造社会公信力，有利于获得捐助。陈岳堂（2007）通过分析我国非营利基金会信息披露现状，建立了一个较完善的非营利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理论体系，并对我国非营利基金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进行了讨论。张立民、李晗（2011）通过研究16家全国性基金会发现，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状况亟待加强。二是慈善事业政府规制方面的研究。王华春、周悦、崔炜（2011）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政府在管理体制、组织规制、经济规制、法律规制和监督体制上的差异，对我国政府如何规制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展望。陈晓春、赵晋湘（2003）指出应从立法、信息管理、道德机制入手治理非营利组织失灵。卢星星、林昕、徐殿秀（2011）指出，制约我国民间慈善机构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包括法律地位不明确、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及慈善立法缺位等。 　　（三）研究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慈善事业相关的规章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6月）、《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2003年3月）、《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2005年1月）、《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2005年12月）。2009年10月，针对新出现的股权捐赠现象，财政部出台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关于税收方面给予慈善捐助的优惠政策在《税法》中有相应规定，我国并未专门制定慈善事业税收政策。尽管制定了这些法律法规，但深究《公益事业捐赠法》可以发现，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具体，难以实施。《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中规定了公布信息的内容和时间等条款，其处罚措施参考《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来实施，但该条例的处罚措施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我国立法和执法均需进一步完善。笔者将针对我国慈善基金会信息披露不完全、不及时的现象与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选取中美两国典型案例进行对比，找出两国在处理方式上的差距，提出有益的改进建议。 　　二、案例介绍 　　（一）案例选取 笔者进行的是双案例研究，分别选取了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一个典型案例：曹德旺捐赠300万股福耀玻璃股份给河仁慈善基金会，巴菲特捐赠1000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股给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BMF）。2011年4月6日，曹德旺所捐的300万股福耀玻璃股份于当年4月14日完成过户手续，以转让当日收盘价计算，市值达35.49亿元。转股完成后，河仁慈善基金会持股比例为14.98%，曹德旺仍然拥有该公司19.50%的股份。2006年巴菲特宣布将其所拥有股份的85%捐赠出去，其中5/6捐给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另外1/6捐给其子女管理的各基金会。该股权并非一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