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妇女和文化以印度为例.docVIP

关于妇女和文化以印度为例 　　过去十年，我到过亚洲很多国家旅行，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历史背景，我不敢贸然作任何概括。但是，在旅行中我也发现，各国都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妇女以及妇女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可以从很多不同角度解读，在印度、中国、韩国、日本、马来或印尼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本次讲座我并不想从经验角度详细阐述亚洲地区妇女一文化关系的现状，而希望重点探讨文化与妇女之间的概念性联系。这一概念性联系如何有力地呈现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它对我们阐释并介入自身所处环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些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中国的听众可以不太能理解衣着、语言和日常生活形式具体如何用于对印度民族身份的阐述，但今天我会通过三个例子尽量把这些“文化问题”说明白。三个例子都是过去十到十五年间发生的事，因此都可以被归入所谓的“全球化”时代。 　　说到全球化，除了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以外，我们立刻会联想到文化问题。这里的文化是广义上的文化，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制造意义的方式。如今，人员、商品、文化产品和观念的流动性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这种流动性对不同人群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但不能否认的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的确，印度的日常文化生活(尤其在过去十年)经历了无数巨大转变。这些转变都直接或间接与结构调整、经济开放以及民族国家撤回某些重要的福利职能有关。 　　二十世纪末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批评来源多样，意识形态取向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大部分理论都对“女性”话题表示关注，包括她们的衣着、行为以及在公共领域的展现形式等。这种关注并非什么新现象。过去两百多年问，每当社会出现巨大变动，无论在哪个文化地域，人们的各种焦虑情绪都似乎围绕妇女形象得以具体化。在当今文化批评框架下，下述观点已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妇女代表了一种群体、民族、文化或国家身份。女性实质往往与文化身份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结构与民族主义(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也在不同语境下被反复分析。我希望今天的讨论不要仅仅停留在描述这种联系，而要往前迈一步，弄清楚这种联系是怎样被解释和阐述的。 　　只要讨论全球化与文化问题，就绝对绕不开民族主义的历史，包括它的产生、发展、界线的重新划分和文化身份的形成，以及在妇女问题上这些身份构建所依赖的前提。当然，这样的讨论由来已久，印度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记载，尤其是过去两百年的历史。很多作者探讨过印度女性的标准概念之构成、她的阶级一种姓来源、她应有的行为举止、她的形象外貌。所有这些元素都在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展开过程中逐渐变得明朗。 　　印度性别理论对文化主题的关注得益于一种对国家独立前后民族主义事业的批判。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研究、艺术史、电影研究)的一系列著作中，女权主义学者对标准女性特质之构成的分析常常伴随着有关印度性的各种讨论。还有部分学者选择从另一个方向解答同一个问题，他们通过考察印度标准公民主体之构成，指出女性问题以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新的表现形式都影响了公民概念的生成。 　　女权主义历史学术论著(以1989年出版的标志性著作《重塑女性》为代表)尤其能够展示印度的文化观念之构成如何建立在女性问题之上，从而让我们对殖民统治下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再度产生兴趣。此处的文化是指区别于西方殖民者的独特性标志。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也深入认识到，一种对于印度女性历史性的具体认知模式如何内化为常识的一部分。 　　有关当代问题的女权主义论著和文化议题的关系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但我们也可以把1990年代围绕宗教团体、种姓制度的讨论看作是间接关联于文化问题的。几年前，我在和苏茜?撒鲁合著的一篇名为《当代性别理论问题》的文章里就曾试图分析1990年代印度女性主义研究陷入停滞的原因。文章的基本论点是我们需要应对种姓和宗教身份问题带来的挑战，方法之一就是考察女性主体的构成以及该主体身上潜藏的霸权主义印记。我们在文中指出，如果自由民族主义试图把宗教身份和种姓问题发配到文化领域(无论民族主义／发展主义与“文化”的关系有多暧昧不清)，那么女权主义者就尤其应该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承认所谓的“文化”前提，会导致权利个体的自由人道主义概念更加复杂化，并最终指向集体身份，而非个体属性。我们在这里针对文化一女性结合体提出了另一种分析模式。在这种分析模式下，对所谓“文化”问题的探究最终将归结到对女性主体本身的质询。今天我将通过三个实例来说明这类间接质询。 　　如果把注意力从性别身份的形成转向文化问题的产生，我们就应该留意到，这个问题在第三世界(或者更广泛地说，在非西方世界)是如何被当作殖民斗争的一部分提出的。比如，在印度，sanskriti这个被译为“文化”的词就代表了催生“印度文化”的整个象征系统。此处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