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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摘要：互联网的出现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由于这些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妨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回顾了在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与抗争行动、市民社会发育等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关键词：互联网　抗争　动员结构 　　 　　一、导论 　　 　　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媒体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焦点议题。比如，有研究者从历史的视角，全面回顾新媒体的发展，考察信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论述新媒体的新颖性(newness)，并尝试对新媒体的相关研究进行理论化(Chun et al，2006)。此外，政治学研究者对新媒体的政治含义展开了研究，其中来自美国的研究尤其广泛和深入(DavisOwen，1998；Bimber，1998；2000；2001)。随着研究的进展，社会科学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新媒体不仅能影响常规政治，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抗争政治的发展。比如，有研究表明，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百多万市民上街进行抗议，其主要的动员、协调手段就是短信(Rheingold，2002)。其他的研究者也指出，在某些条件下，手机可以成为集体行动动员的手段和协调工具。在众多的新媒体中，互联网是学术界研究的主要焦点，相关的研究包括不同的面向。其中，互联网的社会政治含义(DiMaggio et al，2001)、互联网与市民社会的发展(Tai，2006)、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Garrett，2006)等是核心的关注点。 　　互联网的出现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能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是公民进行充权(empowerment)的一种工具；此外，互联网有助于传播信息、协调集体行动。因此，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代常规政治与抗争政治(特别是跨国抗争政治)的景象。然而，虽然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但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正如Brake(2005)指出，关于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研究尚不是很多，而Nip(2004)则坦言，我们对于互联网如何能有助于社会运动动员所知甚少。甚至，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与抗争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亟待关注的课题(Diani，2003)。与此同时，关于互联网与抗争政治的研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视角。一方面，多元化的视角为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分析工具，深化着人们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视角的存在也意味着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分析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由于学科之间的差异以及整体性分析框架的缺乏，类似研究之间很少有相互引用、借鉴和商推。针对此种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互联网与抗争政治(动员)研究方面尽早梳理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因为，这将有助于促进研究者之间的交流。Garrett(2006)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有开拓性意义的探索，他基于McAdam等(1996)学者提出的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架构，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将互联网对抗争行为的影响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即“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互联网作为政治机会”以及“互联网作为框架化(framing)工具”。然而，关于互联网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抗争行为这一个问题，Garrett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回顾互联网与抗争行为、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以及常规政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来更好地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抗争行为这个问题。 　　 　　二、作为动员结构的互联网 　　 　　动员结构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指能够促进个人及组织参与集体行动的机制，比如社会结构与抗争手段等(McCarthy，1996)。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互联网能够通过不同的机制，促进个人及组织参与抗争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可以被看做是抗争行动的动员结构。回顾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研究者主要从“信息流”、“社会资本”以及“公共舆论(及公共领域)”等角度研究互联网的动员作用。 　　 　　(一)信息流作为动员结构：“工具性模型”与“心理学模型”之争辩 　　信息流在动员中的作用常常被研究者提及。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信息流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机制是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在一项前瞻性的研究中，Shah与他的同事(Shah，McleodYoon，2001)突出了信息流的重要性；同时，他们指出，信息流的影响是有条件性的，因为用户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具有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对政治参与则具有不同的影响。并且，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