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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构建问德制和问责制 　　【摘要】问德制与问责制是围绕着监督掌权者设计的相辅相成的制度。失责往往与失德关系密切，失德可能会导致失责;失责的背后与失德也有很大关系。“问”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同时也是为了更多地减少问德与问责。从严构建问德制和问责制要以问德为先为常，这样才更有利于同时构建好问德制与问责制。 　　【关键词】问德制 问责制 权力 监督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德责必问，因何问德问责 　　问德制与问责制是追究领导干部因失德失责引发某些后果而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受到相应处理的制度，是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围绕着监督掌权者设计的相辅相成的制度。自古有了公权力就有了对掌权者的问德制和问责制，因为有了公权力也就出现了掌权者失德和失责的情况，所以公权力的设计者把公权力的安全性摆在第一位，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把公权力分为执行权和监督权。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1887年写就的《自由与权力》一书中说出了一句让世人永不能忘的警醒之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经典论述对后人的启示有：对公权力的严格监督是预防绝对权力出现和腐败的最有效的途径;监督者必须拥有不受被监督者左右的权力;严格监督的具体途径就是问德制和问责制的全面有效执行;最有效的监督就是全覆盖无死角式的向社会民众公开掌权者的为德和履责，让被监督者在“放大镜、聚光灯”下行使公权力;监督权也是公权力的一部分，因此，监督权也必须受到严格监督。 　　监督体系本身必须兼有制衡机制，以预防监督者失职与腐败。既然公权力执掌者手中的的权力社会属性为“公”，接受社会的监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公权力的特性容易给掌权者造成一种错觉，把社会监督看做是公权力有效运行的最大障碍，于是以权力对抗监督。问德制和问责制的执行落实情况不仅反映了掌权者和监督者的博弈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公权力的运行成本和效率。监督者发现，对掌权者的信任并不能获得掌权者的道义自觉和责任自觉。没有监督的信任实质上是对掌权者的放纵。这是一种靠不住的信任。对于监督者来说，监督是第一位的，信任是第二位的，信任的前提是监督，信任必须也只能以监督来获取，离开监督便妄谈信任。监督本身就是考验，赢得信任是经过考验之后获取的，经不住考验就要失去信任，失去信任将失去执政资格，只有自觉接受监督的掌权者才可能赢得监督者的初步信任，自觉接受监督不是在一事一时上的自觉，而是执政者对监督制度的忠诚，对监督者的忠诚。有了对监督制度和监督者的忠诚，才能形成自觉。 　　德责兼问，为何问德为先 　　违法者自违纪始，失责者多先失德。人们在对历史的总结反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厚德深化内化之后必然成为一种责任担当。为人要有人之德，为官既要有人之德又要有官之德，继而才配有官之权责。为官之德主要是指为官的公德，为官之公德与为官之公权公责是互相匹配的，所谓的互相匹配绝不是德权责处同等地位，更不是德权责倒错，而是德在权责之先德在权责之上。问德制客观上起着“道德罗盘”的作用。德是权责的统领，也是对权责的制约，没有厚德难承重任。德有高尚，权有高重;高重的分量叫重量，高尚的分量叫人心。古今中外都是德责兼问，问德为重，问德为先。问制中问德问责是其内容，问德为先问责为后是一种逻辑的体现。德生敬，问德生警;权生责，问责生畏。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问德制与问责制是约束、爱护领导干部的重要制度保障。越是领导干部越是要比拼个人道德品格，领导干部级别越高比拼个人道德品格的要求随之应该更高。德是责的统领，德是责的魂。就摧毁力而言，失德对领导干部威信和形象的损毁力远大于失责，甚至可以这样说，失德之后，执权尽责的根基没了，除了下台没有其他出路。 　　能人失德不同于一般人失德，能人腐败起来也是“能人”，社会危害性更大，腐败速成腐烂。对领导干部越是工作能力强越要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从严教育，从严约束。历史和现实反复给我们上课，“能人腐败”是常见的现象，这方面的教训极为深刻。一方面事业发展需要能人，另一方面对能人多抱有“瑕不掩瑜”，失之过宽的心态，无意间造成了纵容能人的不良后果，既害了事业，也毁了“能人”。所以说，对能人问德优先是解决“能人腐败”问题的第一步。 　　不问责不行，不问责，公共权力极易变为私人囊物;单是问责还不够，事后追究，损失已成。不问德更不行，不问德，公共权力在私人手上极易恣意妄为;单是问德还不够，德不挺责，虚泛悬空，终无实业。掌权者必须有德有责。有权必有责，但有权未必尽责，有德才能掌好权用好权尽好责。问德是为了尽责，德与责是交织在一起的。问责问到最后很多情况说明失责是由失德引起的，问责的结果是被问责的官员德有缺失。看看赖昌星案里面那些被赖拖下水的众多官员，几乎都是先被击破道德防线，然后职责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