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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利益趋同性研究 　　摘要：文章以2009年底流通股比例达到100%且在2006年内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65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控股股东控制权的角度，对比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前和全流通后控股股东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利益趋同性。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控股股东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利益存在“侵害――趋同――掘壕”关系，58.46%的样本公司进入利益趋同区间；全流通后，控股股东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利益关系变为“趋同――掘壕”，89.23%的样本公司进入趋同区间。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改善了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环境，控股股东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利益趋同性增强，上市公司绩效得到一定提高。但是全流通后，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依然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以新的方式出现，其对民营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趋同性；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15）06-0076-10 　　一、引言 　　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或为单一自然人，或为主要家族成员，民营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所有权并未出现伯利一米恩斯式的分离，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成为当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的重点。 　　然而，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受到股权分置问题的困扰。股权分置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基于当时保证公有制性质和保护国有资产的考虑，以及存在诸多技术性难题，规定国家股、法人股等公开发行前的股份暂不上市流通，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特殊问题。股权分置形成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东（大股东）和流通股东（中小股东）的“利益分置”，即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关注点在于资产净值的增减，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关注点在于二级市场的股价，因此股权分置被认为是造成上市公司治理缺乏共同利益基础的“罪魁祸首”，股权分置产生的“一股独大”局面，使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很容易遭受损害。 　　为了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我国分别在1999年、2001年及2005年有过3次尝试，前两次均告失败，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以下简称“股改”）在2006年底基本完成，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97%的上市公司完成了股改，但是也有个别上市公司至今股改方案仍未通过。股改结束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虽然获得了上市流通的权利，但是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这些股份具有1-3年的法定限售期，有些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还自愿增加了解禁条件或延长限售期，如海通证券的控股股东就将限售期延长到60个月。 　　如今，随着限售股的逐步解禁，我国上市公司全流通时代已经到来。2005年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的首要目标是试图将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两个互有冲突的目标函数统一为共同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实现利益的共同趋向。那么全流通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利益趋同性是否得到改善呢？不少学者已对此作了一些研究。郑春美等（2007）[1]，梁丽娟等（2008）[2]以早期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股改有利于改善公司绩效，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李锋（2008）[3]也发现股改后非流通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贡献有了明显的进步，然而俞红海等（2010）[4]提出股改对上市公司的绩效改善具有一定的持续效应，股改后第一年绩效提高最多，股改后第二年政策效应开始减弱，第三年甚至变为显著负影响。此外，股改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吴斌等（2011）[5]将完成股改的和未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股改使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利益逐渐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中小股东利益受损的局面，但是股改对民营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利益影响程度要小于国有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而强国令，闫杰（2012）[6]却发现股权分置制度变迁显著改善了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机制，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有限，廖理等（2008）[7]通过对家族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水平的研究证实了股改后家族终极控制者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显著改善。 　　已有研究主要从股改前后上市公司绩效的变化来检验股改的有效性，基本肯定了股改对上市公司绩效的改善作用，但是因为研究样本、研究期间等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在股改中所显现的异质性更加突出了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的重要性。同时，现有的研究基本忽略了股改后由于非流通股的锁定期导致的股改效应的滞后性，孙超等（2014）[8]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禁售期内，大股东行为与股权分置改革前没有明显变化。因此，全流通后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