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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C数据统计和大学生普通话学习动机分析 　　摘要:南方方言尤其是广东诸方言母语的学生,基于语言差异和区域性文化差异,学习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具有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本研究借鉴外语学习社会教育模式理论,统计分析了广州大学在校学生2005年到2009年21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成绩及其背景数据,论证以下假设: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现阶段对其应用范围及应用水平具有法规强制性,广州地区大学上述学生越来越重视学习普通话及参加普通话测试,其直接相关变量是“工具型动机”;进而讨论这一动力类型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关键词:PSC;统计;大学生;普通话;学习动机 　　 　　1. 相关概念 　　 　　1.1 本研究借鉴的理论模型 　　Gardner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文化语言习得理论“社会教育模式”(The Socio-educational Model)认为,外语学习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受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的态度和信念的影响。这一模式围绕四个主要变量而展开:社会环境、个别差异、外语习得场合以及成果。“在相同的情况下,四种不同的个别差异变量直接影响外语学习成就。它们是:智力、语言能力倾向、动机和情景焦虑。还有另外一些影响外语学习的潜在变量,如态度和性格等,而这些变量的作用体现在动机上。”[1]即: 　　以南方方言为母语的人在学习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时,由于民族文化、近代母语和现代书面语的共同性,具有其他第二语言习得(含外语习得,下同)所不具备的正迁移优势,但是,广东人尤其以粤方言为母语的人,普通话口语习得的难度较大,这是公认的事实。民族语言内部差异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文化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因而其普通话学习者具有第二语言习得的文化、心理特征,这是本研究理论模型选择的理据。 　　1.2 PSC 　　教育部、国家语委2003年10月10日印发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规定: 　　“本测试定名为‘普通话水平测试’(PUTONGHUA SHUIPING CESHI,缩写为PSC) 　　“普通话水平测试测查应试人的普通话规范程度、熟练程度,认定其普通话水平等级,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 　　本文提及“普通话水平测试”一律采用PSC缩写。作为标准参照性考试,PSC测试内容、评分标准具有极高的信度和效度,PSC成绩在本研究中代表普通话学习成就,这是本文讨论变量关系的前提。 　　1.3 动机类型及理论假设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的动机类型,很多语言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Gardner和Lambert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他们主要研究一些双语制地区的社会心理(加拿大、美国、菲律宾),并据此提出两种类型的学习动机。融合型动机(intergrative)指学习者为了容进所学语言的群体,而学习此语言的愿望,它‘反应出学习者对目标语国家的人民和文化的个人兴趣。’(Krashen,1982)工具型动机(inatrumental)则是学习者为了某些实利原因而学习此语言的愿望,它‘反应出外语的实际价值和有利之处。’”(Krashen,1982)[2] 　　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广东人对普通和态度很矛盾,态度中的认知成分很积极,但情感和行为成分还没有跟上。因此,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点应从宣传讲普通话的重要性向培养对普通话的积极情感和引导人们讲普通话的行为转变。”[3] 　　据此,我们假设:广东各方言区在校大学生学习、应用普通话的动机类型主要表现为工具型动机而不是融合型动机。虽然语言态度作为潜在变量不直接作用于第二语言习得行为,但是它制约着普通话学习目标的高远性及学习动力的恒久性,最终影响学习成就。 　　 　　2. 普通话学习成就及变量关系分析报告 　　 　　2.1 样本分布 　　我们用VFP编写程序计算出样本的以下基本分布: 　　广州大学普通话水平测试站从2005年6月至2009年12月共21场PSC,其资料经整理为可供统计的有效记录9326条(各场分布见表1),即受测人次为:6289+1113×2(次)+242×3(次)+20×4(次)+1×5(次)=9326(人次);实际受测学生人数为:6289+1113+242+20+1=7665(人)。这7665人分布在2001级到2008级(见表2),并可根据专业属性及相关PSC目标等级划分为三种类型(见表3)。 　　表2学生在学1-4年级时被这21场PSC覆盖的是2004级、2005级、2006级。 　　本研究将这7665人的9326次测试记录作为受测者基本样本,并根据具体统计项目的需要全部应用或再行抽取。 　　除PSC有效数据之外,我们还应用了上述年级的学籍、学业平均成绩有效记录,其中未参加PSC的记录必要时用作背景材料。 　　2.2 通过PSC成绩观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