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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利用和保护补偿机制研究 　　[摘要]地役权作为协调相邻两宗土地供需关系的一项重要物权制度，因其对他人不动产的间接利用之购买/补偿机制，而成为高度契合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分析的法理工具。文章基于地役权合同之“利用目的和方法”要件以及地役权内在构造的客观规定性，采用多方法案例法，结合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景区案例，建构了哈尼稻作梯田旅游地役权购买/补偿机制概念体系。研究表明：地役权制度对于厘清旅游企业的地役权与补偿义务、社区居民的债权与保护义务，具有一般债权、其他用益物权和相邻关系无可比拟的法理解释力，是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资源有偿使用”“谁受益、谁补偿”制度落地以及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管理的一项有效制度机制。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补偿机制；地役权；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景区 　　引言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现代农业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的当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早在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发起了一个大型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保护试点项目；2010年，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成为继菲律宾伊富高梯田之后第二批获此殊荣的稻作梯田系统保护试点。然而，由于梯田稻作农业本身的高成本低收益性，以及稻作梯田突出的旅游增值溢出效应，面对城市化、旅游化的冲击以及迫于生计的压力，哈尼梯田似乎也在重蹈伊富高梯田曾经的离田务工、弃农从旅、旱作、抛荒等梯田农业生态系统退化以及传统稻作农业后继无人等濒危之路。但伊富高梯田凭借联合国、国际社会、本国政府及其他地区国民的援助，以及在国内法中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地区和土著社区自治权等多项措施，已于2012年成功实现“逆转”；而哈尼梯田遗产保护管理问题的症结――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收益分配机制的构建尚待破题。 　　目前国内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保护对象、保护措施及其问题与原因分析等方面，却少见多方参与保护机制的研究，缺乏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分析、旅游利益共享机制研究等成果。在众多保护理念和措施中，闵庆文等提出的生态补偿、有机农业生产和可持续旅游发展等动态保护思路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中，生态补偿和有机农业生产的相关成果已涉及补偿的量化标准及其经济学理论阐释等内容。相比之下，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研究不仅较为薄弱，而且主张以梯田入股的股权分享机制和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成的债权补偿机制也尚存深入探讨的空间。其中，笔者对前者的股权分享机制表示质疑，因为以梯田资源（或者社区聚落、民居等）入股分红，既未见实践先例，也缺乏学理支撑（关键是资源利用不具备排他性），故已无需进一步讨论，但地役权制度所内蕴的（物权化）债权补偿机制却兼具实践基础与法理依据。随着现代物权从所有向利用的转变，加之农地确权工作的推进，在乡村旅游地启用地役权制度已势在必行，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土地公有权的权能，另一方面也是对土地用益物权的彰显，使之有可能成为“保护小型农户或本土社区权益”的有效制度安排。 　　鉴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对资源的间接利用（指非征/租用）特性与地役?喽运?人不动产的问接利用之购买/补偿机制的高度契合性，本文基于地役权合同之“利用目的和方法”要件以及地役权内在构造的客观规定性，以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景区为例，通过建构哈尼稻作梯田旅游地役权购买/补偿机制概念体系，进而厘清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各自的权利义务，以期从地役权视角破解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管理之困局，依法保障当地农民的资源性资产权益并内化为持久保护的动力，具有法理上的抛砖引玉作用及一定的政策或实践意义。 　　1相关研究综述 　　1.1地役权概念阐释 　　根据我国《物权法》对地役权的相关规定：地役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提高自己的不动产的效益。前款所称他人的不动产为供役地，自己的不动产为需役地……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物权法》第156、第157条）。可见，地役权作为协调相邻两宗土地供需关系的一项重要物权制度，是以甲不动产（供役地）供乙不动产（需役地）便宜之用的权利，且不仅仅是指提高自己不动产的有效利用而获得经济利益，更包含使用人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满足。就其本质而言，是以使供役地承受一定负担来扩增或提高需役地的利用价值，换言之，地役权就是在能达到有利于需役地之目的的同时，不构成对供役地之使用的实质妨碍。以此而言，地役权实际上是以对甲不动产之使用造成小损失之前提下，发挥乙不动产的效用。因此，地役权的设定其实考虑了需役地和供役地的整体利用效用，贯彻了“效益更大化原则”。但需经由地役权合同中的“费用及其支付方式”要件（《物权法》第157条第5款）实施对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