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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生育决策和经济增长综述 　　[摘 要] 通过不同学者对正式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问题的分析，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农业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社会经济中的一系列制度都会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对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变化产生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人口转变，产生了“人口红利”效应，21世纪的前30年，将是我国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期。 　　[关键词] 制度变迁;生育决策;经济增长;综述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维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众多的劳动人口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内容。不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老龄化”都与我国的人口控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人口现象都与我国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从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可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国，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对于人口变化和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影响途径是用人口作为中间变量的。近些年来，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特别是用微观经济原理解释家庭生育决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广泛传播，为研究家庭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时间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名词――“失独家庭”，也是本文写作的背景之一，所谓“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由于出现了各种意外伤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对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残酷的打击。而且根据有关机构的估计，目前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7.6万个的数量增加，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来，虽然促进了我国向低生育率的转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面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种认为应该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二、生育决策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是人口理论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而经济学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则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关系，人口变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又推动着人口结构和数量的转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家庭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更是经济学家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家庭活动则推动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新家庭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主要研究家庭生育决策;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以及家庭组织经济问题等。因而，生育决策理论作为新家庭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得到了经济学家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建立了若干种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生育率变化以及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生育决策。 　　在家庭生育决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理论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卡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给与需求模型”和“生育率临界假说”。 　　这些年来，面对国外学者对于生育决策问题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依据本国国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和学说。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认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决于孩子带来的期望效用，而非实际效用，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来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从而达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风险最小化原则”，他们认为风险最小化原则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时，其内在的动机是为了分散风险，即通过选择生育数量来规避风险，使风险得以减弱。应当说明的是，风险最小化原则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风险最小化原则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函数式表示，但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政策含义，风险最小化原则要求通过降低风险来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国家对少生的家庭进行补偿，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通过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来降低生育意愿。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风险最小化无疑更为适用。 　　周双超（1996）则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用理论忽视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孩子对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