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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知识体系转型和私人藏读普世化研究 　　摘要 中国的藏书与知识传承总是密切相关，是历代学者文人的读书治学之本。知识结构的变化反映在私人藏书结构上便是藏书内容的变化。民国时期，与前代相比，是一个藏书家逐步走向衰落，而藏书阶层进一步下落的时代。这期间藏书群体逐步延展到社会中有一定阅读能力和购买能力的众多职业阶层中。传统意义上那种以收藏数量众多、书籍质量高而见长，且带有一定研究性质的藏书家在逐步衰落。 　　关键词 知识体系 藏书 图书馆 阅读 　　人类阅读的本质在于知识的传承和再创造。一个时代藏书和阅读的范围是当时知识体系的客观反映。我国传统社会收藏和阅读内容上的单一性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所决定。而知识分类上的变化正是时代知识体系变化的直接反映。藏书结构与知识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而个体知识结构和偏好的最突出的体现就在于其直接可阅读的对象上：私人藏书。所以私人藏书内容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其阅读对象和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该时代个体知识结构的变化。 　　在先秦社会，知识主要被官府所垄断，各个专业的官府掌握着各自专业的技能，同时也垄断了各自专业的知识和书籍。因此某一专业的知识，必须到相应的职官处学习。因此，《周礼》的三百六十个职官就是三百六十个专业，同时也自然把知识分成了三百六十个类目。春秋末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职官被撤销、合并，他们所掌握的书籍也流散到民间。随之兴起的私学不再死守旧时官学的樊篱，在学术上有了许多创新，因此旧的《周礼》三百六十官不再适于作为知识分类。孔子在“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的基础上首先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将所授内容分为六艺，六艺是孔子对当时学术流派的系统总结。后来随着图书种类的增加，到了汉代又产生了刘氏父子依据当时书籍具体情况而作的新的分类体系《七略》。这些新的类目仍然与《周官》官守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诸子皆出于王官。 　　 　　1　近代以降知识体系的转型 　　 　　私人藏书作为一种个体的阅读空间，通常以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为其绵延发展的内在动力，具有前后继承性。有藏书传统的家庭和地域，藏书之风与读书之风常常相得益彰，往往会带动一族或一地阅读风气的提升，营造出书香氛围，注重对后代的教育，从而促进族群素质的提高和文教事业的发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藏家之有力者复举以剞劂，辑为丛书，公诸天下。数百年来踵接武继，化秘籍为亿万千身，其嘉惠来学者甚多。” 　　 　　从总体上看，由于“在近一个世纪内，自然科学知识得到了飞速发展”，新的知识门类不断涌现，20世纪以来的知识体系开始由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向西学为主的新知识分类体系转变。到民国社会以后，基本上是西方的知识和分类体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新知的分类摒弃了传统的知识分类法，而是完全采用了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我们从表l知识体系的分类变化中，能清晰地看到这一演变的源流。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一些新出现的知识门类被相继纳入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划分里，在维护旧式统治的同时，大批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译著在洋务运动的倡导下纷纷涌现，而后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先后爆发，彻底打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而冠诸于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舍旧图新成为一时读书、藏书的风尚。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曾明确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所以，与学习新知相适应，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上几乎完全采用了新的分类标准。在知识分类体系上经历了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到新旧并用的分类直至现代分类法的出现。 　　 　　2　私人藏书与阅读内容的普世化 　　 　　这种知识结构的变化反映在私人藏书结构上便是藏书内容的变化，私家藏书也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彻底打破了两千多年来中国长期稳定的知识体系和藏书系统。以往藏书者关注的通常是在形式上以宋版元椠和以抄本、稿本为主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内容上的主体则是反映传统经史子集方面的知识体系。但自20世纪以来，一方面由于知识体系的变化，新知识门类的出现，并且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过去不受重视的稗官杂记以及清代的禁毁书籍的阅读和收藏开始升温。尤其在现代教育制度和职业分工兴起以后，收藏书籍不再只是少数嗜古好学之士的行为。可供收藏的书籍在门类上日渐广泛，有古书，有新书；有线装书，也有平装书；有专业书籍，也有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作品；有中文书，也有翻译的书。这些多层次多种类的书籍为更多人收藏书籍创造了条件。版本价值不再作为书籍收藏的唯一依据，更多有一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人，收藏的目的越来越朝着满足个人的阅读和学习的需要的方向发展。人们职业的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