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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社会框架下中国农民工研究新进展 　　摘 要：重点梳理了国家与社会框架的新进展——“社会中的国家”方向的中国农民工研究。该方向试图摆脱社会学传统的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引入的“策略分析”对政府和农民工的自组织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农民工；研究新进展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66-03 　　“国家与社会”范式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分析框架，一些学者将这一研究框架运用到国家与农民工关系的研究中。借用张静对国家与社会研究方向的划分，中国农民工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向：“市民社会”方向、“国家中心”方向和“社会中的国家”方向。“市民社会”方向的理论成果较少，主要分析农民工组织的生长和发展及其是否具备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独立自治的精神。“国家中心”方向的研究强调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相关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对农民工行动机会的控制。但是它整体论的、宏大叙事的研究视角，无法解释国家和社会各自的灵活性的行动。 　　因此，国内一部分学者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沉默的大多数”，在方法论上引入“策略行动”分析。这些研究认为，传统的理论中隐含着国家与社会的双重的二元对立，这种重叠的二元对立过于简单化。在实践过程中，政府中具体的职能部门及基层组织的行为和民众的行为，都体现了一种自组织的性质。政策执行过程中偏差、走样，民众也会采取策略性行动维护自身利益。 　　一、国家权力运行中的制度变通 　　国内学者对制度变通进行了研究，其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变通”是两种比较有普遍性的提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本质上与变通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但强调了“下”对“上”要求贯彻政策的一种应对，更多地带有完成任务而非制度革新的含义，而变通则带有更灵活性的、创造性的含义。 　　在农民工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共谋，制度在各级政府、各管理部门实际运行过程中具有弹性。王春光发现，中央陆续出台了一些推进公平化的社会政策，赋予农民工更多的机会和权利。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政策文本规定与实践之间的严重错位[1]。郑广怀指出，官方文本承认农民工的地位和权利，但在实践中却对农民工权益漠视与侵犯[2]。原因在于，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民工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3]。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其目标、利益与责任上存在矛盾和冲突，他们的实际行为与社会角色之间出现断裂[4]。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了同盟，共谋利益，农民工的利益被忽视[5]。因此，出现了地方权力和资本一方面积极地在文本或话语层面赋予外来劳工权益，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以制度连接的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对工人的权益进行“合法”地剥夺[6]。 　　上述研究关注农民工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变通。在各级政府、各管理部门中，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是偏离、走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意志将会很难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国家对农民工将会失控。但实际上，国家对农民工也并没有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因此，上述研究无法解释为何国家的意志在农民工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 　　二、农民工的策略性行为 　　1.通过正式制度获取体制内资源 　　项彪在研究中发现，农民工通过两种方式利用正式制度。一种是积极的方式，即采取系列策略性行动，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以“变通”现有制度分享体制内资源，而体制内行动者也出让体制内资源以谋求利益，形成某种“跨体制的利益结盟”；另一种是消极的方式，“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度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默然的态度”，“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关系，通过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7] 　　应星和蔡禾等人的研究注意到当农民工的利益受损时，部分农民工会选择通过正式制度进行利益诉求。应星对移民上访事件的描述和分析表明，上访最初是国家的一种动员技术和象征仪式，农民却可以在精英的指点下在实践中将它用作“弱者的武器”，它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新的权力技术。农民不断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以使自己的具体问题纳入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8]。 　　蔡禾在2006年进行的珠江三角洲企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有28.2%的人通过行政投诉进行利益抗争。农民工往往只能以个体的能力进入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过程，而相对于资本或权力，单个农民工是不具备实现平等对话和博弈的能力。因此，他们把诉求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