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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辨析 　　摘要：作为共产主义信念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人类理性成果，而宗教信仰则是另类于理性的人类智慧。马克思对宗教与哲学这两种意识形式作了明确区分，即“来世的智慧”与“现实的智慧”。黑格尔则混同宗教与哲学的不同，导致理论上的窒息，使其哲学的核心概念“绝对理念”成为上帝的代名词。宗教与共产主义分属于人类文化的不同领域，二者之间混淆性质则两误，明晰界限则互济。 　　关键词：宗教信仰；共产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B9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1-0061-04 　　在我国，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能否实现与社会其它领域之间的协调和共存，集中体现于能否处理好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关系。 　　一、“现实的智慧”与“来世的智慧”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差异互补是中国当代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已经人所共见，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荣辱观之间的相溶互存更是显而易见。但是，这当中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宗教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的分歧。这如同一个难解心结，有形无形地阻碍着宗教功能的积极释放。欲解开这一心结，很有必要以马克思的视角来看待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一般的论说话语通常把“信仰”当作与宗教相联系的概念来使用。或者说，最狭义的信仰定义把信仰视为与人的理性相对立的宗教范畴。理性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对现实世界的逻辑认知。哲学就是以此作为思维工具，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整体性、根本性把握的理论体系。沿用传统意义上对信仰与理性的这种区分，如果要对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理性和信仰之间作出归类的话，那么，严格地讲，马克思主义明显地应当属于理性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现实并以解决现实问题——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为目的的科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纯粹的人类理性成果。从这个意义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信仰的结果，也不是信仰的对象。所谓信仰是指对某种超乎人可以直接把握的观念或理想的信奉、持守和追求。信仰有超前性或超现实性，也就是有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学术历程的不同时期，马克思始终是以人的现实性为对象来展开他的哲学研究的。在撰写《博士论文》和编辑《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基本上处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之下，把“自我意识”作为哲学的根本对象，而把哲学视为关于“自我意识”的科学。马克思曾经说过：“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提出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名言。再后，伴随着其“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确立，“自我意识”也就被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所代替[1]。 　　马克思认为，宗教和哲学属于不同智慧。马克思还特别就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给予比较说明。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把哲学称为“现世的智慧”，而把宗教称为“来世的智慧”，认为哲学比宗教更有权关注世俗的王国[2]。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马克思对哲学与宗教关系的总的看法。其中，隐含的倾向是强调哲学与宗教的不同甚至某种对立的视角。这一倾向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见端倪。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把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表述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并着意强调“两者之间的永恒分离”[3]。这种“永恒的分离”已经暗示了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二者是不同的意识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谈到，“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出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用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4]。在这里，马克思把哲学、艺术、宗教、道德（所谓“实践精神”）等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均看作人们掌握世界的各种专有的精神手段和精神方式，并且把宗教与“实践精神”一类并列；同时又认为，哲学区别于艺术、宗教、道德等形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帮助人们从现实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一种掌握世界总体的特殊精神方式[1]。 　　二、混淆理性与信仰可能导致理论窒息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特别是康德以来的近现代哲学，尽管对理性和信仰各有褒贬，但是，绝大多数哲学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