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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理性行为决策机理和评价研究 　　摘 要：考虑到传统理性决策的缺陷，以有限理性为研究的出发点，运用行为认知分析思路和方法对行为决策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接近实际决策的基于有限理性的行为决策理论框架和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有限理性偏差因子，将理性项目定量评价指标与有限理性和行为偏差定性评价指标结合，对项目决策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关键词：有限理性；行为决策；模糊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7)06-0029-04 　　 　　一、有限理性与认知行为耦合分析 　　 　　由于认知环境的复杂性，实际项目决策总是以决策者有限理性(对认知环境的客观不完全理解)为前提约束条件，认知行为偏差(对认知环境的主观理解)为过程影响变量，有限最优偏好为系统目标导向下的决策。对于协同考虑有限理性和认知行为，国内外大都停留在理论描述阶段，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解释则比较鲜见，而在数据库里查到的有限理性和认知行为相关的文章多以有限理性实现程度为主题进行探讨。 　　Theodoros M.Diasakos(2007)建立了内生的有限理性模型，指出理性之所以有限是由决策问题复杂性引发的搜寻成本所导致的，因而人们在做决策时没有必要考虑问题的整个结构，可以通过追加搜寻成本来揭示问题细节，从而增强决策者有限理性实现程度。Theodoros M.Diasakos认为决策者理性与信息收集的成本有关。在随后的有限理性建模时，他进一步讨论了复杂性―信息成本―有限预测―有限理性的过程。显然Theodoros M.Diasakos认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是与信息收集的完全程度相关的[1](P1-3)。 　　何大安教授(2004)探讨了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问题。他假定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高低意味着目标函数效用值的高低，那么投资选择就明显包含着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问题。如果投资者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充分发挥认知能力，并对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妥善处理，就可能作出有限理性实现程度较高的抉择；相反，如果投资者只是在较短时间内作出抉择，则他通常只能实现有限理性程度较低的抉择。何大安教授把有限理性实现程度分为三种状态：潜在有限理性、即时有限理性和实际有限理性，并给出了有限理性一个抽象的线性理论模型： 　　F(X，Y，Z)=aX+bY+cZ+ε 　　上式中，X表示认知能力，Y表示环境不确定，Z表示信息不完全，ε表示随机变量。但由于变量X、Y、Z无法得到统计数据的支持，因而变量关系难以通过线性回归来确定[2](P91-101)。 　　李亮(2005)在他的硕士论文《影响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因素分析》中指出，有限理性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时候存在不同的理性实现程度，理性实现程度是由信息、心智成本和非理性因素这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而成。他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本质上还是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以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决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成本，因此建立了基于成本―收益的有限理性实现程度模型[3](P32-35)。李亮的有限理性决策成本―收益模型为衡量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由于人们决策行为的复杂性，在量上区分有限理性的收益和成本与完全理性的收益和成本有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因而也就难以确定出基于有限理性的决策收益和成本，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的度量也就变成了“海市蜃楼”。 　　在实际决策中，决策主体力求做到知识完备，但往往受各种约束条件的限制，知识完备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决策主体所处系统环境的复杂性，主体思维能力的不稳定，恒定的偏好系统也难以形成，本质上决策主体只能部分地、片面地反映决策状况。而在知识准备和建立偏好之后，行为认知偏差便在决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比如，经验有时候能促进决策主体的决策速度，但更多时候使决策者思维僵化，不想或不能从新的思路来考虑问题，而环境和信息的易变性又要求决策主体不能默守陈规。事实上，在决策主体的决策过程中，有限理性与认知行为是不能够严格区分的，有限理性是决策主体客观改造世界的本质，而认知行为是决策主体的主观改造世界的本质，两者交织在一起影响着决策主体的思维。因此，基于有限理性的行为决策研究是在理性决策和行为决策的研究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的。 　　决策主体进行决策时，环境信息会在决策主体的功能器官中投下一个映射。由于主体感知能力、记忆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的有限性，在决策主体功能器官中投下的这个映射集只能是备选方案论域(U)的有限子集，即备选方案的有限论域，这里称作一级有限论域( U1)。随着决策程序的深化，决策主体越来越受到认知行为过程变量的影响，并贯穿整个决策过程。由于信息互馈的作用，决策主体会通过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