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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和藏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８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５５７（Ｘ）（２００6）０2－００57－０3 　　 　　研究藏学离不开实地考察。如果你是研究藏学的，说到佛教、教派、地缘政治，光凭空口说是不行的，所以说实地考察是十分必要的。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研究藏学经常是我抄你的，你抄我的，互相抄袭，想实地考察也没有资金、没有机会。当然现在情况好了，比如最近《青海电视报》上刊登的长江、澜沧江江源考察，由于考察人员实地到了那里，效果就非常好。但也有遗憾之处，他们在当地停留的时间较短，对当地地下的文物、资源谈得较少。 　　实地考察与藏学研究的各个分支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历史、人文地理。日本学者佐滕长在其《西藏地理研究》中曾对青海藏区一系列的历史问题做了考证，我写过5篇文章对他进行反驳［即《日月??与大非川――(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一》，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得仑诺尔与卡拉诺尔(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二》，载《青海史志研究》1985年第1-2期；《论西月河、列驿与食堂之驿路――(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三》，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七渡口的位置――(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四》，载《青海史志研究》1986年第1-2期；《自截支桥至悉诺逻驿唐蕃古道的走向――(日)佐藤长〈西藏地理研究〉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五》，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程按］。他的许多观点由于缺乏实地考察，出现了不少可笑的错误。他使用我国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地图册上的地名、道路，来考证1000多年前的事情，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是因为牧区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名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如关于“曲麻莱”，他不知道曲麻莱这一地名是由两条河流的名字组成的。如果进行了实地考察，就会一目了然。当地的牧民把曲麻尔河与一条自东向西流动的莱姆河的交汇处称为曲麻莱松多，曲麻莱就是这样来的。可是上世纪60年代的曲麻莱是当时县治所在地（直塞松多），和唐代的曲麻莱相距有数百公里。由此可见，实地考察十分重要。 　　也就是说，要考证古代时期藏区的情况，使用现在的地名是不行的。因为有可能住在那里的人都已经变化了。比如清朝初年住在塞务河谷的部落，一部分移居到西藏去了，另一部分搬迁到长江以南了，而后来的居住者则是民国时期因躲避战乱从果洛及玛曲迁来的人，由果洛女王管辖。到了民国40年前后，曲麻莱设置局成立时，才成为玉树的一部分。 　　藏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实地考察。当初，我看到“唐蕃会盟碑”上所记“洮岷以东属大唐国界”，觉得有问题，怀疑是古时的学者们相互抄袭出现了误差。我此时岁数大了，不能去西藏，只好请青海图书馆的同志帮忙，把在拉萨的碑文拓来，经过汉藏文对照，发现现在通行的碑文确有错误。当时天水以西已被吐蕃占领，洮岷以东又怎么会属于大唐呢？考察碑文却不考察原件，那怎么成？“会盟碑”立在大昭寺门前，谁都可以去看，只要有心就可以得到真知识。 　　研究藏学不实地考察不行，不访问当地的原住民也不行。当然当地的人也会出错，仍需要多方面考证。藏学的问题很复杂，比如关于吐蕃，曾经有人认为是吐发乌孤的后代，上世纪90年代我驳斥这种观点，还遭到不少学者的围攻。这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懂藏文，只是一厢情愿地用汉文来解释一切。如今研究藏区的历史问题，应当既要参考前人的研究，还要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听当地的藏族是什么说法，这很重要。所以研究藏学最好是懂一些藏文、会一点藏话。 　　另外，藏区地名、人名常常古今不同，翻译也不同，一定要意识到“陇音”与“川音”的区别，知道卫藏、安多、康巴方言的区别。正因为藏文本身有这样的区别，汉文本身也有区别，所以对学术上有异议的地方最好去实地看一看。比如如今舅舅译作“阿让”，过去翻译为“尚”；大臣一词唐朝时译作“禄”，如禄东赞，以后多译作“论”。唐朝时的翻译不少采用意译，比如澜沧江上游扎曲，唐时译作“大月河”，雅砻江上游的扎曲译作“西月河”，像扎曲、旦（当）曲这样的河流名称在藏区太多了，因此一定要对照实地认真甄别。明朝官方文献多采用音译，要注意汉藏方言的影响。清朝时朝廷多次对藏用兵，来自祖国内地的官兵常常出于标注的需要或不尊重当地民族习惯称谓，随意定地名、河流、山脉的名称，如将长江源流直曲（唐时意译“牦牛河”）与《西游记》牵强附会起名通天河等，给考证工作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好在时间距今较近，比较容易甄别。 　　还有，由于过去藏区没有固定的道路，地域宽广，每个人走过的路都有所不同，一些地名常常只是一个地望，大家又各按自己的爱好或见闻沿途起地名，也会带来不少的误会。所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