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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制转轨战略和转轨模式及其局限性分析 　　[摘 要]由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前20年的改革选择了替代型改革战略和渐进的改革模式，这二战略与模式虽取得了一定收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它使改革进程过于缓慢，加剧了新、旧体制的摩擦，且无法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体制硬核”问题，因此下一步我国的改革模式应该由渐进式向“平行推进”式转变。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替代型战略；局限性；改革模式；体制转轨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09―0017―02 　　 　　一、对我国转轨初期替代型改革战略与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反思 　　 　　中国前20年的改革已被世界公认为是一种渐进式改革模式，而这种模式的选择是由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内生决定的。 　　 　　1、改革的政治背景与改革边界限定 　　随着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相继去世，在“文革”时期长期被压抑的潜在改革要求出现了一个显现的突破口，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又使改革的潜在要求被进一步释放，华国锋执政期间的徘徊不定，则为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照，使改革的潜在要求进一步显现化。当时的中国，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涌动着改革的期望，中国的改革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层开的。 　　由于由第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所引起的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只是在共产党内部更迭，所以在中国并没有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引起国家政治核心的解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继续坚持公有制和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避免了一次动荡，这是一大幸事，另一方面，这也注定了由党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必定是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下进行的改革，这就为中国的改革划定了边界，在这一边界的限定下，中国只能采取渐进式改革模式。 　　 　　2、改革的经济基础与利益分配 　　我国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极其薄弱的。在当时，总体上国民经济已近崩溃的边沿，而同时，在极度贫困的经济内部还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相对于已很贫困的城镇居民，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已到了严重恶化的程度：在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或称作初始条件下，积重太深的国家承载不起震动剧烈的激进式改革(即休克疗法)，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采取修修补补的、局部的、边培育边改革的渐进式改革。 　　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要使经济体内蕴涵的潜在利益显现化，这势必又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问题。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如果解决不好利益分配问题将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而渐进式改革，特别是先从农村改革人手，并在不损害城镇居民利益的基础上让农民优先享受一部分改革利益(即“让农民先富起来”)不但可以缓解由改革造成的利益冲突，而且还可以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积累更多的财富和经验。 　　 　　3、改革初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约束 　　改革前，我们长期受极左思潮的禁锢和一些理论教条的束缚，所以在改革初期，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意识形态领域因循守旧思想仍占统治地位。改革开始以后，我们虽然在不断的解放思想，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但这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的，所以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受保守思想(或者说受认识方面)的限制，改革的步伐不可能太快，动作也不可能太大。 　　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中庸文化，讲求的是“扶危”与“固本”，这种传统的中庸思想也决定了中国的改革不可能采取激进的模式，而只能采取渐进的模式，即先维护旧体制，在旧体制的大框架下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对于在旧体制下解决不了的问题则暂且回避，等待时机。 　　 　　4、渐进式改革模式与替代型改革战略选择 　　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内生决定了中国只能采取渐进的改革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也内生决定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需要替代型的改革战略安排：这是因为对于有13亿人口的中国，维护社会稳定(即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是头等大事，因此为了稳定，在改革中，国家就必须避免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战略安排，也就是说要在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前提条件下进行改革以降低改革的风险。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我们就只能采取帕累托改进的方式进行改革，即在改革的切人点上先农村后城市，利用利益诱导来推进改革；在解决农产晶价格“剪刀差”的问题时，给城市居民提供粮价补贴，通过利益补偿推进改革；在受到旧体制的限制时，绕过旧体制培育新体制(例如实行双轨制价格)，通过利益替代以推进改革。但是这种始于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和利益替代的替代型改革战略，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条件的成熟，又演变成了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以及目前民营经济内在要求对公有制经济的替代。这说明，中国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