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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和夏史研究 　　 [摘 要]崔述的《考信录》内容广泛，其中对夏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夏考信录》中。崔述对历代文献典籍中，关于夏的记载都颇有微词。在《夏考信录》中，他对清朝以前的文献中，所记载的关于夏的部分进行考证，本文联系当代夏史研究的结果对崔述的考证结果进行探讨。 　　 [关键词]崔述;夏史;考信录 　　崔述，乾隆五年生于直隶大名府魏县，字武承，号东壁，卒于嘉庆二十一年。他一生呕心沥血写得一部《考信录》，全书共三十二卷。崔述继承家学，攻读史书极其勤奋，涉猎广泛，音韵训诂、天文数历、地理皆懂。他一生只任过福建省罗源县知县，用毕生精力来治学。《考信录》对后世研究中国古史有很大影响，奠定了他在考信辨伪学上的地位，堪称这一领域的泰斗。崔述上承宋儒的辨伪思想，下启民国时期的辨伪思想，对“古史辨”派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关于研究崔述的著作有顾颉刚的《崔东壁遗书》、吴量恺的《崔述评传》、邵东方的《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研究崔述的文章还比较多。但这些成果大多是研究崔述的治学思想、学术源流、崔述生平、崔述与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关系及在中国疑古辨伪史上的地位。对他仅有的著作《考信录》的研究，也只是研究《考信录》所体现的崔述的思想体系及其在考证方法上的局限性，并没有对《考信录》的内容进行研究。关于研究夏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但多是研究夏的文化遗址，夏族的起源，夏的文化源流及其区系，对夏的史实研究的较少。所以，本文以《夏考信录》为基础，研究崔述对历代史书中关于夏朝历史记载的考证，并结合现代人对夏的认识，就以下几个方面对崔述与夏史研究进行探讨。 　　一、崔述有关夏史的考证 　　由于崔述在《考信录》中以《六经》、孔孟之言为标准，对其它史书的价值来了个大否定。他说：“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1），“自战国以来，邪说并作，皆托圣人之言以取信于世，亦有圣人之徒传而失其真者。汉、晋诸儒罔能辨识。至唐、宋时尊信日久，益莫敢以为非”（2），“《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3）。所以最终他的考证原则就是，不敢把成书于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著作中，所叙述的夏朝时期的事情当做史实。但是，这不免有些偏颇。邵东方在《崔述学术中的几个问题》中说：“崔述在承认经书中材料的可靠性的前提下从事考证的，然而以经书为标准去怀疑古书、古史并判断其可靠性，必然会使崔述的考证工作受到极大的约束。”（4）崔述怀疑后世之书、伪书传说，但是不能一概否定，它们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比如伪书和传说，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到：“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他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5） 　　就崔述《夏考信录》，笔者认为并不是全都是考证的有理有据的，有些确系用书籍互证，文风文体等方法综合起来一起考证的，很严谨。但是有些不是，只是凭崔述的一己之见就下定论，这未免有些唐突。吴量恺在《崔述评传》中就提到：“崔述的考证有不够全面和绝对化的毛病。因为古人的学识未必都比后代人好，他们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如科学发展水平、人的认识能力、资料的局限等因素的制约，后代距古时较远，对古代了解较少，辨识有困难，但也有后代的有利条件，如科学水平的进步，对客观事物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前代深信不疑的后代未必全信，前代认识不周或有意造伪之处，后人未必都不能觉察……崔述能对史书、经书进行考证辨析，写成《考信录》，是在清朝的乾、嘉时期，而不是在清之前。这有力地证明了后人的学识、能力不一定都比前人差。”（6）尤其是在后代，由于地下挖掘出来的资料越来越多，甲骨文、金文、竹简的出土，马王堆的帛书，云梦睡虎地的秦简，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物等，更使人开阔眼界，看到了过去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文字和实物资料，这应当补充于历史之中。 　　崔述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作为人的理想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楷模。他认为“圣人”和“圣君”不会做不合礼法的事情，否则就不能被称为“圣人”、“圣君”了。就因为这样他否定了汤曾为桀臣的事实，以免因为“汤放桀”而毁了圣人的形象。这未免有些有失标准。 　　崔述在《夏考信录》中通过论述《论语集注》和近世的人关于禹“躬稼”、“教稼”不同看法，没有通过相关论证，就直接用“语意不伦”的理由下了定论，他认为“躬稼非教稼”，不可混为一谈，而且认为禹没有“教稼”、“躬稼”。但是禹在鲧死后被贬为庶人，曾经亲历畎亩，怎么说是没有“躬稼”过呢。 　　崔述的《夏考信录》提出了“家天下不始于禹”（7）的说法。世之论者都说：“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8）。后世有人解释说：“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