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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观研究 　　摘 要：在传统与转型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塑造了新生代农民工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婚姻家庭观念，具体表现为高标准多元化的择偶观、双重标准的性爱观、初具现代性的生育观、相对理性与现实的情爱观、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家庭观。现代性的快速成长是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观念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对传统婚姻家庭观念中的精华仍然需要坚守，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价值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观念；传统；现代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志码：A 1002-7408（2014）03-0073-05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其中16—20岁的占4.9%，21—30岁的占31.9%，31—40岁的占22.5%。[2]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改革开放以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更特殊的群体，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对农业、农村和土地缺少眷恋，对城市生活更加渴望。” [3]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规范的国民教育体系中接受了中等程度的教育，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身上既有传统乡土文明的烙印，同时也接受了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洗礼。因此，传统和现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身上，必然使该群体的价值观呈现复杂而多元的样态。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完成学业、告别农村、进城务工、恋爱结婚甚至养儿育女，他们正处于生命历程中变化最大、动荡不安的阶段。出生和成长于社会快速转型期，尤其是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这种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大转变的他们，在实践自身的恋爱和婚姻时，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特定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们怎样的婚恋观？传统的价值观念是否仍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婚恋观存在持续的影响？现代的婚恋价值观是否在这一特殊群体身上已经形成？因此，作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婚恋观这一侧面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笔者主持的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的问卷调查。调查于2011年12月～2012年2月在成都、上海、义乌三个城市展开。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18 份，有效回答率为87.9%。其中男性占54.3%，女性占45.7%；16～20岁的占22.0%，21～27岁的占49.7%，28～33岁的占28.4%。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 　　1.择偶标准：高标准与现代性。择偶标准即男女选择婚配对象时的条件和要求，它被视为时代变迁的晴雨表和价值观念转变的风向标。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男女择偶标准是相对稳定的，即“门当户对、地配天成”、“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等等，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大规模政治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等外在力量的推动，择偶标准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为“建国初期的强调政治面貌和家庭出身，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盲目崇拜知识分子，直到新千年出现‘金钱至上’的择偶标准”。 [4]受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乡城流动等多股力量影响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婚姻生活，他们在选择婚配对象的过程中，会遵循什么样的标准？面对封建残余中的“门当户对”、“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次经历的“唯出身论”、“知识崇拜”、“金钱至上”等形形色色的择偶标准，他们继承了什么，扬弃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乡土文明与城市工业文明发生了怎样的碰撞或博弈？ 　　本文中选择了8项指标采取李克特量表的形式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标准，并从“根本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分别赋予1～5分。统计结果显示（见表1）：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较高。这主要通过本文所设计的8项测量择偶标准的指标所体现，均值都在3分以上。除“对方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指标外，另外7项指标明确表示不重要的（含“根本不重要”和“不太重要”）是极少数，不足10%。这说明作为处于社会底层和城市社会边缘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是非常谨慎的，不存在“随随便便找一个凑合”的想法，这种高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现代性的表现，它是对传统农业社会中底层社会群体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标准的一种背离和否定。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现代性的成长。在本文设计的8项测量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的指标中，排前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