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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和不抵抗政策研究综述 　　摘要：“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乃至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转折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现笔者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观点撰写成文。现综述如下。 　　关键词： 张学良 不抵抗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件，面对这一突发事变，当时中国东北地方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命令，而不抵抗政策早在“九?一八”事件之前就已浮出水面，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所执行的不抵抗政策也一直是史学界关注和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大多集中在不抵抗政策何以会产生，及蒋介石与张学良谁更应该对不抵抗负责任及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上。自1976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文章200篇以上，现将研究状况及其成果简述如下： 　　一．不抵抗命令是出自张学良还是中央政府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但近年来,史学界又有为蒋介石“不抵抗”进行翻案的言论,认为“不抵抗”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与蒋介石无关。对此，学术界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观点不一： 　　（一）认为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张学良只是忠实地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 　　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如张魁堂的《张学良传》[1]。有人认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2]。而关于1931年9月18日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是否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经过学者们考证,基本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徐畅《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3]一文中指明了18日晚蒋介石不可能向张学良发出不抵抗命令的原因。张学良晚年也澄清：“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4]。有观点认为，不能仅局限在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问题上，重点是张学良最终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面对日本嚣张的侵略气焰，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了“力避冲突”的方针[5]，张学良加以贯彻执行。对此，史学界有学者将张学良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或归咎于认识问题或是被迫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有人认为：“张学良怀着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改变初衷，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6]。 　　（二）认为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自己下达的，应对东北沦陷承担主要责任 　　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在对日本侵略东三省所应当作出的对策方面,张学良有相当的主动权,作为“东北王”他理当承担责任[7]。也有人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前，蒋介石、张学良已就对日不抵抗达成共识。事变后，在错误判断形势、过分依赖国际联盟干预方面，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是主动的，作为东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对不抵抗政策的实行及其严重后果应负主要责任[8]。还有人认为张学良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一旦开战，东北必败”的惧日思想使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失守,东北沦陷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9]。 　　二．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不战而退,不仅仅是奉行了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结果,还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原因。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执行 “不抵抗”政策的动机已经做了较透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张学良个人来看。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有观点认为，张学良政治、军事上的不十分成熟，轻信蒋介石先“统一”后“抗日”的许诺，是其执行不抵杭政策的主要原因[10]。也有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日本侵华形势估计不足, 东北防备松弛。事变发生时又对日本内阁，国联抱有幻想,希求事态不扩大，轻易撤兵,延误了战机,造成想战又不能战[11]。关于张学良是否看清形势,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从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在对日问题看法上的一致性、迷信国联及畏惧日本实力的角度论证，即使张学良完全看清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也极有可能还是实行“不抵抗政策”[12]。而且由于阶级局限性，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也是其执行不抵抗政策很重要的原因之一[13]。 　　（二）从国内形势看，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处境非常尴尬。有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前握有全国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坚持认为中国不具备与日本作战的实力，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想借日本的军力，从根本上削弱东北军[14]。也有观点认为，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明白不能过分依赖于国民政府，当时张学良的处境，外有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