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和化解构建.docVIP

参和化解构建 　　摘 要：“花儿”是西北高原多民族聚居区民众共同喜爱的一支山歌。它流布的范围广、历史悠久，并冲淡、化解着流行地民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积淀的矛盾，参与着当地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护，为流行地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的秩序感、稳定感和幸福感。 　　关键词：“花儿”；存在论；社会秩序；“花儿会”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069-05 　　“花儿”是西北高原多民族聚居区民众共同喜爱的一支山歌。“花儿”的流行地，包括今甘肃临夏、甘南、定西，青海湟水流域，宁夏六盘山区，以及新疆昌吉等地。传统“花儿”以表达情感为主，因语言直露，不宜在家庭、村落中歌唱，而只能在山野、田间歌唱。“花儿”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种，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花儿”以即兴创作为主，口耳相传，演唱时往往要结合当时的情境、场所，以至于“十唱九不同”。根据流布地域的差异，大致可分为洮岷型“花儿”和河湟型“花儿”。 　　就现有资料看，“花儿”作为民歌之称谓，其最早文献记载是在明代万历前后，依据赵宗福先生所发现的一条史料，明代万历年间高洪任职河州时，在其诗《古鄯行吟》中的这两句“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1]，可证明有史料记载的“花儿”产生的下限是在明代，但是“花儿”产生的上限有宋代说、唐代说，甚至还有先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见，“花儿”在西北高原已至少流传四百多年了。每当踏进“花儿”的流行地，在山野、在河谷、在田间随处可以听到嘹亮的“花儿”，尤其是在“花儿”的流行地，每年举行大小数百场的“花儿会”，那里更是成了“花儿”的海洋。那么，“花儿”这种民间的文学样式，在西北高原盛开如此之久，它为何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呢？学界却对此少有撰文论及，本文从存在论的角度，对“花儿”的存在之因作尝试性分析，以求有益于“花儿”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西北高原：“花儿”存在的适宜土壤 　　任何一种民歌，他的演唱是离不开孕育它的这片土壤的，否则就橘化成了枳。“花儿”是用汉语歌唱的，它的起源应是与汉族人在“花儿”流行地早期的活动有关；同时，“花儿”音调高亢、嘹亮，又与游牧民族的音乐关系密切。赵宗福先生也说：“‘花儿’的曲调在中原音乐中却找不到比较接近而且能将二者关系解释通的类证，而只有在羌族、藏族以及土族等少数民族那里能看到某些相同之处。”[1]83因此，同时含有这样多种音乐元素的民歌，其生存土壤只有在西北高原多民族聚居区。 　　今天看来，“花儿”的歌唱中心区，主要是洮岷区和河湟区。夏商周时期河湟、洮岷属雍州之属，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则为西羌所在地。西羌“滨于赐支（即禹贡析支，在甘肃临夏县以西，即今青海东南境地），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2]。古羌人的民歌大概也是在这样空旷的山野、在放牧过程中形成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格调忧伤、哀婉。 　　河湟、洮岷地区秦汉以来开始有汉人移居。秦始皇八年（前239年），秦王下令迁民于临洮（即现在的临潭一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吃兵掠地，西逐诸戎，北拒众狄”。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以御匈奴和诸羌的东进。同时把统治区划分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多郡），推行了郡县制。当时的河州、洮岷一带，是秦陇西郡的一部分[3]36。可见，秦统一六国后，河州、洮岷一带已经有汉族开始生活、劳作。 　　在西汉景帝时，北方羌人研种、留何受到匈奴的侵袭，要求内迁，得到汉朝允许后，率领他的部落请求内迁陇西，保守边塞。遂分布于狄道（临洮）、氐道（礼县）、羌道（舟曲）、临洮（今岷县、临潭、卓尼一带）与汉人杂居[3]37。汉武帝时，开辟河西四郡，打通了中外贸易的通道。同时在甘、青边界缘高山大河布设障塞亭燧，并将大批汉人随军西迁，移民实边，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这里。如：“四年冬（武帝四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4]西汉末年，赵充国在此地“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及吏士私从者”[5]万人屯田，为开垦青海东部农业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大批汉人来此居住，在洮河两岸、湟水流域开发森林，开垦种植，发展农耕。中原文化与羌人文化在这里开始碰撞、融合。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变迁有利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西秦文化。虽然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但河湟、洮岷地区大致还是属羌汉杂居区。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以后，河湟、洮岷地区又被吐蕃占领。羌人“除一支继续留在岷江上游，得以保存至今外，大多数自隋唐以来，已为羌人各支成长起来的民族所代替”[6]。吐蕃占领近百年，羌人基本被融化到吐蕃之中。河湟、洮岷等地的汉人，据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