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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和费孝通乡村建设思想之比较及当代价值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于“农村破产”的现象，救济农村的呼声越来越高，乡村建设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许多有识之士都对乡村建设做了相当翔实和精辟的论述，其中以梁漱溟和费孝通先生的思想最具代表性。梁先生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主张文化建设，费先生则提倡走乡村工业化的道路。虽然二者的思考路径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都是极富生命力的，他们的探索对于今天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梁漱溟、费孝通先生的乡村建设思想出发，阐述二者的相同点和差异性，并探究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当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梁漱溟；费孝通；乡村建设；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027-03 　　20世纪30年代，为了复兴农村、振兴中华，许多有识之士加入到乡村建设的行列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出现了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但其中形成了较大影响并付诸实践的主要有以费孝通、卜凯为代表的学院派，以及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农村改良派。费孝通、梁漱溟两位先生分别作为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有关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比较两人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梁漱溟和费孝通乡村建设思想的共同点 　　（一）思想的形成起点相同，即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 　　费孝通在《乡土本色》一文中提到：“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梁漱溟也认为，国家“富强是建立在广大农村之上的”[2]。二者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家，农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落后和贫穷的困境。“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3]原本维系乡村秩序的传统文化，开始丧失自身功能；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也无法继续维持社会秩序。梁、费二位先生从传统文化、团体组织以及传统经济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形成了自己的乡村建设思想。在这一点上，二者有着一致性。 　　（二）思想的实质都是乡村改良 　　这一时期，梁漱溟、费孝通进行乡村建设的目的都是通过乡村改良来复兴农村，进而以农村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梁漱溟认为：“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八个字。”[2] 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文化失调。因此，他主张通过文化教育来实现乡村自救。费孝通先生的乡土重建思想体现在《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禄村农田》《乡土重建》等多本著作中，他认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4]解决该问题需要恢复乡村企业，增加人民收入。之所以将他们的思想实质归结为改良而非革命，是因为梁、费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保持原有的社会性质下进行的，并不涉及政权的变更。 　　（三）思想的内容都涉及乡村教育 　　1931年，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邹平县为实验区。县下设乡学、村学，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普及文化，“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2] 　　在费孝通看来，发展乡土工业，除了需要资本和现代工业技术之外，还需要知识分子。农民的知识和能力有限，需要知识分子的力量来推动变革，同时，乡土工业的组织管理和工业技术的应用也需要知识分子下乡。二者的思想中都注重知识分子对乡村建设的作用，都主张知识分子下乡，以帮助农民重建乡村。 　　（四）乡村建设的制度依托都是组织建设 　　二人的乡村建设构想都是以组织建设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梁漱溟在将其理论付诸于实践时，设立了研究院、乡农学校等核心组织。研究院主要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属于领导机关；乡农学校则是“政教合一”的组织，负责乡村的各项具体事务，如教化村民，塑造乡村礼俗，维持社会治安，发展乡村经济等等。梁先生希望通过这样的组织建设，来促进乡村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乡村企业是费孝通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组织，他所构想的乡村企业有两种类型：家庭工业的合作组织以及合作性质的服务工厂。费先生设想通过这种组织形式，给乡村中的闲置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解决他们的饥饿问题。 　　（五）乡村建设的实施都依附于政府的力量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权力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力度。在这一背景下，梁漱溟和费孝通的乡村建设都不可能独立于政府而完成。此外，乡村建设所需的各种物质和技术也都需要政府来提供。1929年，梁漱溟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持，该校存在不满一年便停办。因此，尽管依附政权来进行乡村建设违背了梁漱溟的初衷，但他最终还是被迫选择了依靠政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