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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谢赫六法和中国画欣赏 　　古代把绘画称为丹青或水墨，自从近代西洋画大量传入后，才对应出现特指中国传统绘画的名称的“中国画”，以显示中外绘画的区别[1]。中国传统绘画根植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记录了中华民族每一个历史时代的面貌，反映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传统思想[2]。 　　中国传统绘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它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追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它以毛笔、水墨、宣纸为作画的特殊材料，构建了独特的透视理论，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和概括力，这种出色的技巧与手段，不仅使中国传统绘画独具艺术魅力，而且日益为世界现代艺术所借鉴吸收。[3]大量优秀作品的流传，成为巨大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宝藏。 　　南齐谢赫（479-502年）的《画品》是古代第一部对绘画作品、作者进行品评的理论文章，提出了绘画的社会功能以及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即“六法”。“六法”的提出是古代长期绘画实践和理论探讨具有总结意义的完整认识，在绘画创作和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六法”论构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中国古代绘画自此进入理论自觉的时期，即以“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并成为中国画欣赏的一个重要依据和指导[4]。我们今天欣赏传统的中国画，完全可以依照谢赫的“六法”论，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进行： 　　一、气韵生动 　　“气韵生动”是把生动地反映人物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作为中国绘画艺术表现的最高准则。它要求画面整体的形象必须完全服务于其表现对象的精神，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而不是重视物体外表的形似。从而要求达到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即生动的表现。 　　东晋人物画家顾恺之特别注重人物画的“传神”，认为“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首先阐明的是作品要能传达人物气质，是继卫协以后极重神韵的画家，绘画“六法”论的产生，古代绘画千余年来对气韵、神采的推崇和追求，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的理论相关[5]。可见“气韵生动”是中国绘画中的最高境界，其位置处于六法的首位我们便不难理解了。 　　当然谢赫“六法”论之“气韵生动”所涉及的形象不单单指人物，山水画和花鸟画同样也有精神，神似达到了，“气韵生动”也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在欣赏一幅作品时，首先要看到“气韵生动”在作品中的重要性。当然，要表现出艺术形象的生动性、真实性，与其他五法也是分不开的。另外，“气韵生动”离不开构图立意、笔墨技法，因此，“气韵生动”和其余五法是一个整体。同样其他五法也离不开“气韵生动”，否则，也就成为了缺乏灵魂的纯技巧性的东西。 　　二、骨法用笔 　　“骨法用笔”是指通过对人物外表的描绘而反映人物特征的笔法要求，即讲究笔墨神韵。笔墨是中国画的术语，是指用笔和用墨的基本功以及画面效果[6]。“骨法用笔”总的来说，是指如何用笔墨技法恰当地把所要表现的对象的形状和质感画出来。我们把“气韵生动”理解为“神”，那么也就可以把“骨法用笔”简单地理解为“形”。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需要说明的是：象物之形当然在于形似，而形似必须保全事物的风骨气韵，形似和骨气，都以立意为本，但归根结底又在于用笔。[7] 　　画面的骨架主要靠线条来支撑，这也是中国画造型的基本手段。线条不仅用来表现物体的轮廓，也用来表现物体的质感和明暗。因此，中国画线条的变化很丰富，有轻、重、粗、细等种种区别。而单是中国古代画人物衣服的褶纹，就总结出了十八种描法，称为“十八描” [8]。这些都是古代画家为了表现各种不同的衣服质料而创造出来的线描技法。 　　比如欣赏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摹本）（图1），这是依西晋张华的文学作品《女史箴》而画，共9段，内容是讲解劝诫宫中妇女的一些封建道德规范。画家通过对当时宫中妇女的生活描写，展露出她们的神采。图卷中的一系列动人的形象，注重用线来造型。先以连绵不断、悠然自在的形式体现出节奏感，线的力度略有控制，正如“春蚕吐丝”、 “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一样。顾恺之已将自战国以来形成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9]除此之外，唐代画家吴道子的人物画，其线描方法被后人称为“吴带当风”；明代画家陈洪绶等人的人物画多采用“曹衣出水”的描法。由此可见用线的重要性。 　　古代中国画家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还总结出了用笔的“五忌”、“六要”。用笔五忌是指忌刻、板、枯、弱、结；用笔六要是指一要自然有力，二要变化有联系，三要苍老而滋润，四要松灵而凝炼，五要刚柔相济，六要巧拙互用等[10]。 　　中国画的笔墨是紧密联系的。五代荆浩把“墨”列为“六要”之一，与笔法并重。主要目的是表现物体的色彩、明暗等。中国画当中，“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