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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观和执政绩效评价 　　摘要：政绩观是人们对于行政业绩的观念和认识，也是政府或公权力系统对于自身行政业绩的一套观念系统。“执政绩效”是执政的业绩和效能，它反映的是执政的公共产出情况。执政绩效评估的核心是开展“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在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基础上，才能科学评估执政能力，真正提升执政能力。 　　关键词：政绩观；执政绩效；科学发展；新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3―0060-05 　　 　　科学发展理念下的政绩观，是与绩效评估和开展成本――收益分析密切关联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公共部门成本一收益分析有了较快发展。21世纪“新公共管理运动”一个核心内容，是提升政府行政绩效。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的比较，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需要从政治上考量的问题。今天中国公共行政领域面临着全面推行成本一收益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大力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绩效的任务。政绩观必须建立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 　　 　　一、政绩观：历史性与时代性 　　 　　“政绩”按其词义，是“指官吏在职期间办事的成绩”。在严格意义上，所谓“政绩观”，是指对于行政业绩的观念和认识。但今天公共语汇中的所谓“政绩观”，一般是指政府或公权力对于政绩的一套观念系统。人类的政绩观是与政府的概念和文明的兴起大体同步发展的。无论“政绩”还是“政绩观”，都有其历史性和时代性。 　　从政绩观的历史性看，第一，政绩观是在历史一定阶段产生的。人类公共行政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人类公认的较早的行政系统，出现在古埃及。而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实际产生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19世纪中叶。…随着行政系统的出现和运行，人们相应就产生了“政绩观”，产生了对行政业绩关注和进行评价的思想。相传中国古代舜时，就形成了“三载三绩，三考黜陟”的考绩制度。这种考绩制度，对各部落的首领三年考核三次政绩，以决定其升降。说明在那时，人们已有了比较明确而稳定的“政绩”观念。 　　中国历代官制中，都有“校考”、“考课”等规定，政绩的考核和政绩观念进一步得到强化。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关于吏治考核、督查的记载(杜佑谓之“考绩”，马端临谓之“考课”)。事实上，中国文官制度的确立，是以对公务人员的考核监督为前提的。但整体来说，人类比较系统成熟的“政绩”观念是在19世纪中叶产生的。 　　第二，政绩观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理念下的政绩观是不同的。如今天，我们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政绩观，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绩观、与那种竭泽而渔、劳民伤财、不顾成本、不顾生态效益的政绩观，是有本质性不同的。 　　就政绩观的时代性来说，它是现代政府的产物并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时代精神的激荡。上世纪末叶，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形成了所谓“新公共管理”运动。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新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挑战不断的当代公共管理的实际发展需要。20世纪40年代，在“胡佛委员会”推动下，美国社会各界特别是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绩效评估与绩效预算的关注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政府绩效管理的真正兴起，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美国1993年颁布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Government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简称GPRA)，被认为是世界各国政府绩效改革浪潮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性立法。 　　在这当中，形成的“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的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上提供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界限。 　　今天，我们所要倡导的“政绩观”，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政绩观。它应当是后一种“成本概念”上的政绩观，即是建立在成本与产出分析比较基础之上的政绩观。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形成强健的政绩观，并形成了行政绩效评估的观念和技术系统呢?主要原因，来之于政府行政过程的现实性，即客观上源于面临的众多“压力”：第一是公共财政的压力。人类进入20世纪末期后，政府运行和政府行政过程愈益面临财政上的压力，它是推动政绩观发展和迫使政府推行改革最直接的原由。第二是公共舆论的压力。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展，民主意识的普及，公民们日益关注公权力的运行质量，对政府行为的期望越来越高。政府要获得较高的民意认可度或“公民满意度”，日益变得困难。政府唯一可以选择的行为，是不断提高自身的效率和业绩。第三是竞争的压力。在许多发达国家。公私部门的竞争迫使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