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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学素养和公众信任科学 　　 　　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减灾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在2015年3月9日下午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筑牢创新驱动发展基础。他建议，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纳入国家有关规划，将公民科学素养建设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中。 　　科学素养低与支持科学的矛盾 　　秦院士的建言基于一类现象。近年来，我国面临对二甲苯（PX）大量进口，一些地方开始引进PX项目，但是在PX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公众坚信“PX剧毒”和其他原因，连续引起多起大规模群体事件，陷入“一闹就停”的尴尬局面，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此外，核电站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等，都面临类似局面。秦院士认为，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的实质问题是我国公民科学素养不太高，有待提高。 　　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是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科学判断和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公民科学素养的高低可以从3个方面获得评价，即了解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方法、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在调查后，根据这3个方面达标的公众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的科学素养是高还是低。 　　中国已经进行了8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2010年11月25日中国科协发布的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比2005年的1.60%提高了1.67个百分点，比2007年的2.25%提高了1.0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镇劳动者和农民的科学素养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镇劳动者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从2005年的2.37%提高到2010年的4.79%;农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从2005年的0.72%提高到2010年的1.51%。城镇劳动者和农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与公众科学素养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还是处于低水平状态。目前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如日本1991年的水平（3%）、加拿大1989年的水平（4%）、欧盟1992年的水平（5%）。 　　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较低是人们不支持PX项目、反对核电、反对转基因等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情况又与公众显著提高的科学素养有矛盾。例如，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表明，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保持积极理性的支持态度，2010年有74.8%的公民赞成“科学技术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但是好处多于坏处”的观点。在对技术应用的看法上，中国有57.2%的公民认为“技术对环境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中国有72.9%的公民认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 　　另外，中国公众大多支持科技事业并对其充满期望。有77.0%的公民赞成“尽管不能马上产生效益，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支持”的说法;有84.5%的公民赞成“现代科学技术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的看法;有77.6%的公民赞成“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一些职业消失，但同时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看法;有88.7%的公民赞成“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捷、更舒适”的看法;有76.9%的公民赞成“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等疾病”的观点。 对二甲苯塔 　　科学也遭遇信任危机 　　大部分公众都支持科学并认为科学技术会使人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捷、更舒适，却为何不支持PX项目和核电、转基因等科学项目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目前公众对科学、科学家和政府有一定的不信任。例如，即便科学素养较高的欧洲，公众也在抵制转基因。 　　当然，公众抵制一些科学项目的确有科学素养不高的原因，但深层原因还在于公众对科学并不完全信任。一些科学项目遭到抵制实际上是一个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是公众参与科学和决策的问题，这在学术上的解释是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TPP）问题。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伽莎萝芙曾指出，当科学技术介入公共政策或成果转化时，如果科学和政府过多紧密结合将带来危险和人类理性上的持久不安。因为，公众担心，政府和科学家联手从自身利益出发所推动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否真的有益于公众和社会，而且，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将如何处置和收场。 　　公众对科学和政府过多紧密结合将带来危险的事实充斥着人类历史，尤其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19世纪以来，有很多事实根据。公众不仅担心科学带来危险，还担心科学带来人类的毁灭。因为，在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背后处处闪烁着政府和政治的身影，使人们担忧科学与政治结盟所带来的危险。最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