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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堡战略下滇越边境地区发展和合作研究 　　摘 要：国家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桥头堡”战略，必将强化云南在沿边开放格局中的优势，推进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同时，跨境合作也给两国边境地区带来了不少安全问题。为此，政府必须找准云南桥头堡建设的战略定位，充分利用沿边开放的有利契机，以提升云南沿边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关键词：桥头堡战略；边境地区；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3 　　自2009年7月胡锦涛考察云南后，加快和推进云南“桥头堡战略”的建设就成为云南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越南由于与中国山水相连、文化民风相近，又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必将在云南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11年5月6日，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提出：“以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为重点，完善跨境交通、口岸和边境通道等基础设施，加快形成沿边经济带”[1]。《意见》的出台，对于促进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边疆地区脱贫，实现社会共同进步，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越边境（云南段）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中越边境（云南段）国境线长达1353公里，中国有7个县与越南接壤，分别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富宁县、麻栗坡和马关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河口县、金平县和绿春县以及普洱市的江城县，国土面积22080平方公里；边境线境外一侧为越南西北部的莱州、老街、河江3省，沿边境一线共有孟碟、清河、封土、沙巴、保胜、老街等近30个县市，面积约6000多平方公里。[2]两侧的边境地区，虽为不同国家治理下的版图，边民也受所属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影响呈现出一些差异。但由于地理上的接壤和历史上的延续，仍然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同为多民族聚居地区 　　我国云南边境与越南接壤的富宁、马关、麻栗坡、河口、金平、绿春、江城7县均属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有壮、苗、哈尼、彝、瑶、傣、布依、拉祜、蒙古、布朗等多个民族。据2011年《红河州年鉴》、《文山州年鉴》及《普洱年鉴》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7个沿边各县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大的绿春县达98.7%，其次为金平县86.8%、江城县81.3%、富宁县75.9%、河口县67.7%、马关县49.14%，比例最低的麻栗坡县也有40.4%。[3]境外越方一侧的情况，也以少数民族居多，分别有苗、壮、瑶、倮倮、普拉、巴天、山由、哈尼、西拉、贡、布依、热依和莽等民族。虽然从族称上看，越南民族之族称有些比较陌生，那是因为越南政府是采用自己的民族识别准则来命名的。如我国的布依族，在越南被识别为热依族与布依族两个族别。因此，两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源共祖、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跨境而居，保持着密切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民族认同和内聚力。 　　（二）同为国家贫困地区 　　中越两国边境地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条件较差，道路等级低，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开发力度远远不够，资源优势没有能得到发挥。再加上边境地区以高原和山地为主，山高坡陡、坡地利用率低，边民人均耕地少，农业产量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边民的贫困程度深。因此，当地边民不同程度存在饮水难、吃饭难、上学难、看病难等涉及民生的问题。依据云南省统计局提供主要经济数据（见下表1）：2010年，中国与越南接壤的7个沿边县中的6个县，人均GDP在2000―3000元之间，不仅远低于整个云南省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即使在各自所在州市也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沿线的7个县，富宁县、麻栗坡、马关县、金平、绿春和江城都为国家级贫困县。 　　而与云南接壤的越南北部山区社会发展水平也十分低，也是该国境内极贫困落后和发展程度低的地区。在“革新”前，越北的河江省的贫困乡多达117个，居全国第一，老街省的贫困乡115个，居全国第二。越北少数民族的生活标准仅为河内的1/14。[4] 　　可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是中越两国政府在边境地区面临的共同任务。 　　（三）同为国家边缘地区 　　中越边境地区的傣族、苗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格局，是历史形成的。部分民族的先民很早就在这里的高山地区进行艰难的耕作生产，社会发展非常缓慢；也有部分是由于与中央王朝抗衡失利后被迫向艰苦边境地区或者境外迁移，而与中央王朝和国内主体民族（汉族与京族）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艰难的生存环境，使这些边民在经济上愈益贫困化，人口上被少数族群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次要化。这种全方位的边缘化处境，使边界线附近的边民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 　　现代国家形成后，中国和越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边境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