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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和中国城镇化反思 　　摘 要：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空间研究转向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已经经历了理论开拓、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来临的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具有了新的理论意义。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新马克主义空间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场域”，其空间重组与再造是资本积累和空间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空间生产作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充斥着资本的逻辑和权力的力量，这种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乡空间分异、乡村日常生活秩序解构和“城―乡”社区空间与身份认同的迷失。因此，如何重构渐渐趋式微的“熟人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关照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空间生产；资本循环；城市变迁；乡村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6-0118-08 　　“20世纪的社会理论历史是时间和空间观念都缺失的历史” [1]。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空间理论研究似乎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新热点，亦成为分析社会问题的全新视角。正如福柯所认为的，“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来临，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感知和经历的世界正在成为一种时空节点的相互联接”[2]。“空间研究渐渐成为一门显学，人们对于空间的实践意义更加关注，关注人作为空间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生产，空间正在变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3]。因此，空间作为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开始逐渐进入地理学、社会学和城市学的研究视野，形成各自不同的研究范式。其中以列斐伏尔、哈维、卡斯泰尔斯、索佳等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正式开启了社会理论的空间研究转向，成为理论体系相对成熟的空间研究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所强调的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等核心议题给当下中国的城市社会变迁带来双重启发意义。一是“社会―空间”理论为认识、解读和反思城乡空间变迁提供新的路径；二是转型期的中国城市也为“社会空间”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现场”和“诊断所” [4]。 　　一、历史与脉络：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缘起与发展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资本主义城市危机”（城市郊区化、失业率增加、工人运动和劳资冲突等）。在这一背景下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泰尔斯等一批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城市空间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缓解危机的“商品”。因此，“城市作为资本主义场域下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空间，开始被真正研究。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所有方面的对立统一体” [5]466-479。而一批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将研究的视角和主题转向城市（空间），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空间的研究来获得新的理论创建。在此基础上，根据历史线索和研究主题，本文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理论开拓阶段：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这一时期的理论特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结构主义理论，研究城市（空间）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的每一个理论阐释都隐含了马克思的‘幽灵’” [6]。卡斯泰尔斯也认为自己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采用法国学者路易斯?阿尔杜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认识城市现象的”[5]86。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涵盖了资本积累、空间资本化和城市运动等方面的内容，研究者力图分析城市空间资本化和集体消费作用下的资本主义延续和扩张。代表人物包括哈维、列斐伏尔、卡斯泰尔斯、琼?洛基肯、克里斯坦?托波罗夫和戈达德等一批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他首先认为城市是系统性的存在，是人的社会性的空间化表现，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空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成为资本主义减缓危机和实现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之一。为了实现其空间理论的系统化，他还通过类型学视角将空间划分为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表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要素，即分别对应空间的实在（lived）、想象（conceived）和认知（perceived）等三个层面。实际上，他的空间理论已经从研究的客体视角转向了主体视角，大大拓宽了空间理论的外延。曼纽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①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研究也是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城市问题开始的。他的代表作之一《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1972），被看成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最重要的城市社会学著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