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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名园记和唐宋园史研究 　　摘要：前人对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多从园记散文角度鉴赏，本文则从园史及唐宋洛阳园林变迁角度进行考述，指出《名园记》开专题园录之先河；《名园记》有证史补史之功用；其所述内容篇幅简短，但首尾始末，皆可独立，近似缩微园史；其研究方法为勘踏记实，近似科学考察报告；其写作宗旨是为了求真实供鉴戒。本文侧重就《名园记》与《河南志》及《唐两京城坊考》中相关园林史料进行比较，指出其独到的史料学与史源学价值。 　　关键词：洛阳名园； 专题园录； 证史补史； 勘踏记实； 求真实供鉴戒 　　中图分类号：I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3-0005-04 　　 　　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①(以下筒称《名园记》)，或认为作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②记当时亲历的洛阳一地名园19处。李格非工于词章，主张“文不可以苟作，诚不着焉，则不能工”，要“字字如肺肝出”。③故《名园记》除具有一般游记、园记散文的特征而为选家所注目外(坊间流行的古文选本大多仅摘选记文的后论一段，而忽略正文所述19处园圃的价值)，另对于园林学、造园史尤其是唐宋园林之变迁研究有重要意义，前人于此虽曾有所涉及，惜未能充分展开，未发之覆尚多，笔者不揣谫陋，略作考述，以便有助于深化对《名园记》的研究。 　　 　　一、 《名园记》开专题园记园录之先河 　　 　　唐宋时期园记文章甚伙，如唐人白居易《草堂记》、《池上篇序》，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平泉山居戒子孙记》，杜佑《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宋人苏舜钦《沧浪亭记》，司马光《独乐园记》，朱长文《乐圃记》，陆游《南园记》，张?B《艮岳记》等，皆为园记散文名篇，对园林之空间地位、景观布置、山水因借等皆有较详细的记录，可供后代园家取资处甚丰，但皆为单独园林之记录。唐宋的史传地志中亦往往涉及到园林，如陆广微《吴地记》，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祝穆《方舆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等，但所述或简略不详，或辗转稗贩古人，以讹传讹。而李格非的《名园记》则是他亲历实地考察所得，有些还见过图录，多为第一手数据，则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李格非之后，周密有《吴兴园林记》(实为《癸辛杂识》前集“吴兴园圃”条，有好事者别出单行，名为《吴兴园林记》)，记述常所经游的湖州园林36处，与李格非的《名园记》略可仿佛，明清以来的《游金陵诸园记》、《帝京景物略》、《扬州画舫录》、《履园丛话》之类渐多，遂成园记中的一大类，但体例多滥觞于李格非的《名园记》，可见李之开创之功。 　　 　　二、 《名园记》有证史补史之功用 　　 　　如前所述，《名园记》为作者亲历实勘所得，故多为第一手资料。有关唐宋洛阳园林记录，较集中保存在《河南志》及《唐两京城坊考》之中。一般认为今本《河南志》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钞出，《唐两京城坊考》之东都洛阳部分则又是徐松以《河南志》为基础写成(高敏《永乐大典本河南志跋》[4])。当然两者也是有差别的，就是《城坊考》限于有唐一代，而《河南志》则上溯汉魏西晋后魏，下至宋代，但仍以唐宋为主。故与《名园记》所述时限最为接近。 　　《河南志》及《唐两京城坊考》或拘于体例，或因材料有限，所述园林大多内容简略。如唐代裴度园池，《河南志》集贤坊条下曰：“中书令裴度宅，园池尚存，今号湖园，属民家。”[5]仅寥寥数语。《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集贤坊：“中书令裴度宅。《旧书》本传：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资料出自《旧唐书》。而《名园记》的记载则说： 　　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能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予尝游之，信然。在唐为裴晋公园。园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北有堂曰四并，其四达而旁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池，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然者，环翠亭也。渺渺重邃，犹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暝，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不可殚记者也。 　　此段文字宛然一篇完整的园记，而对裴度宅园的叙述，可以丰富并深化人们对《河南志》及《城坊考》的理解。 　　又，《河南志》同条中记吕蒙正园：“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园。”[6]仅此一句。而《名园记》则曰：“伊洛二水自东南分，径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夏无枯涸之病。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润。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 　　另，《河南志》睦仁坊条下曰：“太子太傅致仕李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