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外交思想和实践研究.docVIP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外交思想和实践研究 　　[摘 要]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而耆英是1842年至1848年清政府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耆英外交活动的研究开始起步。学术界对耆英的评价分为三类，即完全批评、完全肯定以及部分批评部分肯定。争论主要围绕耆英禁烟态度、耆英与基督教弛禁、耆英处理中英冲突问题、耆英与“协定关税”条款的签订、耆英外交理论是否正确等方面展开。历史有其客观性，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人物研究应本着客观全面的态度，要论从史出。 　　[关键词]鸦片战争；耆英；外交；客观性 　　鸦片战争史对中国来说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英军以残忍暴力之势摧毁了清朝天朝上国的梦想，清政府的一败涂地使中国走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开启了中国通向近代的屈辱之门。政治的腐败无能、军事的颓败涣散、思想的陈腐封建、外交的妥协失败暴露无遗。几代学者倾力于对鸦片战争史的诸多研究中，外交占据了很大部分。而作为1842年至1848年清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主要代表人物，耆英当难辞其咎。但是学者们对耆英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起步。笔者认为，这是耆英所主持的失败外交和卖国贼形象已深入人心所致。然而近些年，一些学者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耆英外交并非全部为投降外交的观点。针对这一矛盾问题，笔者搜集了研究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及相关问题的著述并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评析。 　　记载耆英外交情况的原始资料存在于通史和鸦片战争史中，包括齐思和整理的道光朝《筹办洋务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鸦片战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翻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这些原始资料比较全面地记录了耆英在鸦片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经过，包括上谕、奏折、照会等。此外，国外也有一些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比如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编纂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美国人马士编写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一、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评价问题 　　耆英是清朝外交从封闭到开放转变时期的重要官员，先后负责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毕竟他在外交活动中也提出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思想，使中国的外交成就获得了些许进步，因而不同学者对于耆英外交的评价大致分为三种。 　　早期的学者对耆英的外交活动持完全批判态度，这也体现了八十年代以前几乎全部学者的观点。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军教授，他在1990年发表的《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一文中断言：“耆英是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在文中，他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并以肯定的语气指出：耆英投降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促使清政府确立彻底投降卖国方针，并与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而且在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耆英没有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作任何努力，完全成了侵略者的应声虫。之后王中茂先生发表了《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一文，对耆英外交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及外交活动所得成效给予称赞。李少军又撰文进行了严厉驳斥，争论可谓十分激烈，他在《再论耆英外交》中重申其外交活动的投降性质，批驳王中茂的看法是“试图以此减轻耆英所负责任”，认为他的论述“并无新的史实佐证，只是论者按自己的观念和倾向性，对某些情况有选择地重新解释而成。” 　　第二种观点为对耆英的外交持完全肯定态度，代表为王中茂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凡涉及对耆英外交的评价问题时，他全部给予正面评价。他认为“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至于所失之主权，乃源于时代之局限。耆英‘诚信守约’的根本目的是限制列强，维护中国利益。‘一视同仁’主张的是平等开放，‘与外人平等交往’是当今乃至之后的十余年间最为开明和进步的外交思想。” 　　相对于前两种观点而言，第三种观点占据多数，即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耆英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李光和对耆英的人物研究较为深入，他多次撰文发表观点，包括对外交涉思想探析、耆英对禁烟的态度、耆英的西洋观等一系列专题研究。在他的文章中，他将耆英的外交思想概括为“务存大体，量为变通”、“力争国权，整军经武”，把辩证客观的思想融入文章中，他指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主持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不平等条约中所包含的丧权辱国以及遗祸后世的条款内容，耆英当难辞其咎，然而究其根源，一方面也是由于耆英的见地和近代知识的无知所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时势及末代清王朝的落后腐败而致。”除了李光和，我个人认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开玺教授对耆英制夷思想与实践的评价更为合理。他的基本观点为：耆英的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制夷方法，带有封建官僚的智术狡黠。但是在此期间的耆英，对西方国家的某些认识是较为清醒的，也曾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