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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异议制度反思和重构 　　［摘 要］在刑事庭审中，诉讼异议制度是塑造案件实体正义和程序公正的一项重要权利设置。本文在对诉讼异议制度之实际运作进行反思性评判的基础上，从中国现实的司法环境出发，提出了理性建构这一制度的诸多设想，以期有助于其能发挥充分正当化和切实有效性的司法功能。?? 　　［关键词］诉讼异议 证据调查 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D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8)03－3－03?お? 　　 　　在刑事庭审中，诉讼异议制度是塑造案件实体和程序正义的一项重要权利设置。这一权利设置包含两种行为模式：一是控辩双方之间的诉讼异议，即控辩双方在正当理由的支撑下，可以就对方在证据调查等方面的不当诉讼行为向法官表示异议；二是控辩双方针对法官诉讼行为的非正当实施所提出的异议。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调查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这一规定标示着诉讼异议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诉讼异议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不尽合理，笔者将在下文予以阐述。?? 　　 　　一、诉讼异议制度的反思性评判?? 　　 　　(一)法官职权干预的主动性――以控辩双方之间的诉讼异议为视角?? 　　在刑事庭审中，控辩双方针对对方所实施的不当诉讼行为向法官提出异议并由后者予以裁决，是诉讼异议制度的应有之意。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7条亦有明确规定：“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驳回。”但在中国，由于审判方式变革不彻底，使得法官对该异议的处理过于主动。?? 　　从上述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证据调查合法性与妥当性的监督，是控辩双方与法官的共同责任，而且法官有责任超越控辩双方实施这种监督，这种对法官职权的过分强调是中国诉讼异议制度的一大特色。在英美对抗式审判中，“一位称职的法官只有在所提出的证据不仅在技术上不能采用而且具有潜在偏见性时，才会这样做。”而在中国，法官上述异议裁决权的主动性却极易引发权力的扩张运用并损害当事人的权益。例如，上述司法解释第155条规定：“对公诉人要求出示开庭前送交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以外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如认为该证据确有出示的必要，可以准许出示。”也就是说，法官完全可以基于自己对案件的认识来确定是否排除该项异议。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当辩护方对某一证据提出疑问或需要传唤证人来回应对方质疑时，法官常以“纯属多余”或者“事实已经清楚”为由拒绝。毫无疑问，这种对诉讼异议处置的随意性极大的妨害了司法公正，究其原因，就在于制度设置的有限性。虽然现行立法确立了一系列诉讼规则来引导庭审运行，但由于中国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规则体系，所以这种看似清晰的制度设置实际上对法官和控辩双方的引导作用极其有限，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二)检察官庭审角色的紊乱化――以控诉方针对法官的诉讼异议为视角?? 　　应当说，诉讼异议制度不仅仅在控辩双方之间展开，当法官的诉讼行为出现偏颇时，控诉方也可以针对法官提出异议。“这种提出异议的权利是一种庭审活动中的诉讼权利，其实质是一种诉讼中的程序性建议权。”若以此为基点，我们会发现出庭公诉人员实际扮演着三种角色：一是公诉人；二是法律监督者；三是诉讼异议权的享有者。实际上，当检察官针对法官提出诉讼异议时，其所扮演的庭审角色会陷入紊乱化，从而削弱了其诉讼职能的正向效应发挥。?? 　　首先，公诉人的角色使得检察官必须通过举证、质证等方式来证成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为了保证其控诉职能的顺利实施，检察官可能极易动用针对法官的诉讼异议权，以此来限制法官作出对己不利的诉讼决定。例如，当法官允许被告方出示某一证据而使控诉方的指控面临降格或撤销时，检察官可能会以法官偏袒被告方为由提出异议；当法官向被告方解释其所享有的权利内涵时，检察官又可能会以法官背离中立性为由提出异议。控诉方这种动辄的异议提出可能收效甚微，因为法官在裁决中完全可以否认控诉方的异议。而且，当检察官将更多注意力投入到针对法官的这些细碎异议，而忽视了其承担的主要职责――以证据来支撑其控诉主张时，其可能既无法通过诉讼异议权的启动获得收益，又可能因此而减损其控诉职能的发挥。?? 　　其次，异议权的享有者与法律监督者的界限也不易区分，当检察官针对法官提出异议时，他完全可以冠之以法律监督之名。尽管现行立法将监督职责的主体定义为“人民检察院”，但这种职责的践履仍然要落实到出庭的检察官身上，而两种职权附体的强势效应势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