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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悖论高阶认知和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 　　关键词： 逻辑悖论；高阶认知；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悖境辩证法 　　摘 要： 张建军教授的学术研究呈现“整体推进”的特征，明确指认逻辑悖论之语用学性质，构成其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推动了逻辑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促进了长期处于薄弱环节的关于悖论的一般方法论研究之深入展开，加深了对位于“高阶认知”致思层面的逻辑悖论研究之认识。在逻辑悖论与其他逻辑哲学难题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张建军教授近期致力于系统建构辅之以“情境实在论”和“悖境辩证法”的“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并已初步呈现其多方面解题功能。 　　中图分类号： B8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5 　　一、逻辑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王习胜（以下简称王）：张老师，您好！首先向您表示祝贺。一是《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以下简称《引论》）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遴选为“对我国哲学最有影响的国内学术著作”之一，并由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修订版；二是《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前沿问题》）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亦由人民出版社推出。以我的了解，您的研究一直具有“整体推进”的特征，故想先请您解释一下这两项成果之间的关联。 　　张建军（以下简称张）：谢谢！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读者与学界的关注，是一个学者最为高兴的事，这是毋庸讳言的。但这些成果还具有明显的“初步性”。就如《引论》修订版前言所说，尽管这个修订本反映了近十余年的一些新的研究进展，但逻辑悖论研究上的一些根本性共识的达成，尚有赖于今后的努力；而《前沿问题》一书本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逻辑哲学最新成就研究”的终期成果，主旨在于系统梳理和比较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是英美分析哲学）逻辑哲学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并试图在某些方面发出基于“真问题”把握的主体性言说，故而也具有某种“引论”的性质。希望借助它们所获得的读者和学界的关注，能够推动有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所以，我很高兴接受《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的邀请做这个学术访谈。 　　的确，我30多年来的研究是有“整体推进”特征的，后继的研究都与早年的一些“哲学惊异”密切相关。你的文章（指本刊本期发表的《三要素：逻辑悖论研究的历史性界标》一文――编者）中提到的1982年撰写、1984年公开发表的《集合论悖论的辩证分析》一文，就体现了这种哲学惊异，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我以往发表的东西，以及迄今指导的23篇博士学位论文，都可视为对这些哲学惊异的系列研讨。由于早年研读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的深刻影响，我的学术研究一直倾向于以一种纵览的整体性历史眼光研究问题，也注重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前后关联（当然也有许多修正，正如《引论》修订版所说明的）；同时，由于30多年逻辑教学与研究所获得的训练，我也一直钟情于“澄清概念、分辨层面；清理矛盾，追问可能；揭示预设、辨析共识；合理推导、严格求证”的分析风格及其所体现的“合理怀疑、合理置信”的批判性思维方式。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我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诉求，也可以说是“整体推进”的致思机制之所在。 　　至于你所说的两项成果之间，的确具有十分密切的理论关联：整部《前沿问题》的论述都是以《引论》所获得的“从语境迟钝走向语境敏感”的总方向为指针，展开研究广义逻辑哲学的“真理理论”“意义理论”和“悖论理论”及几大非经典逻辑哲学问题的研究。正是有这一指针的存在，使得这本研究系列“前沿问题”的60多万字的著作，呈现出一种整体性与融贯性。 　　王：谢谢您对您的两部著作之间的学理关联，以及您的研究风格和“整体推进”致思机制的阐释。我们知道，您不仅先后出版了多部“逻辑悖论”的专题论著，如《科学的难题――悖论》《矛盾与悖论研究》《矛盾与悖论新论》和《引论》等，而且还发表了数十篇逻辑悖论专题研究文章，在悖论研究史论两方面都有许多独到的研究结果。在如此丰硕的成果中，您最看重的成果是哪一项？体现在什么著述中？ 　　张：成果重要性的评估有赖于学术共同体，还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就我自己的认识来说，最重要的或许就是明确指认悖论是一种语用现象、正确界说的“逻辑悖论”是一个语用学概念，也就是明确指认出逻辑悖论的语用学性质。这种“指认”的重要性，或许可以类比于明确指认出预设是一种语用现象、正确界说“预设”是一个语用学概念的重要性。 　　这个观点是在2001年发表的《论作为语用学概念的“逻辑悖论”――兼复马佩先生》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可能是因为这篇文章有学术答辩的语境，未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因为此后出现的对我的“三要素”定义的一些疑问，在这篇文章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回答。故我借此机会提请读者能够进一步重视这篇文章，该文也收进了我最近出版的文集《在逻辑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