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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环境侵权救济和相关国际条约探析 　　本文结合国际环境形势分析了跨境环境侵权及其救济制度、“责任墙”以及相关条约的成就与不足,探讨了跨境环境侵权责任条约不成功的原因,提出了完善跨境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途径:条约方式和非条约方式。只有通过全球的一致努力,才能更好地完善跨境环境侵权救济制度,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环境的稳定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屏障。 　　[关键词] 跨境环境侵权;责任墙;国际条约 　　[中图分类号]D9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4-0181-05 　　彭丁带(1973―),男,法学博士,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环境法及国际私法等;袁燕霞(1984―),女,南昌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江西南昌330031) 　　本文为200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立项课题“控制国外污染转移立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JD0066)的研究成果。 　　 　　 　　环境法律通过对现实矛盾予以法律格式化的路径来分配社会资源,社会对资源的分配具有悲剧性[1](P5)。国际环境法律仅是悲剧性地分配资源的手段之一,国际社会各主体的利益、市场、习俗、惯例和政策等手段都综合参与并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国际环境法中的跨境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也要受到国际社会各主体诸种因素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利益诉求的影响。目前,国家难以成为跨境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主体,而有关救济制度的私法化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在跨境环境侵权救济的国际民事诉讼中,由于“责任墙”的普遍存在,原告的救济期待往往落空。现有的相关国际条约中,已经生效的,少之又少,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一、跨境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现状 　　 　　跨境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是减少跨境环境损害事故发生、追究侵权者责任和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一种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某些法律制度逐渐呈现出了私法化和社会化趋势,由于各国国内的制度和政策方针的差异,“责任墙”成为寻求跨境环境侵权救济的主要障碍。 　　(一)跨境环境侵权与救济制度 　　“当今,环境的严重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已影响到人类政治、科技、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鉴此,视环境污染为一种无国界限制的国际性犯罪已是一种趋势。因而,环境保护便成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可以说,国际组织或国际法院就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2](P125-131)以法律途径救济环境侵权,一方面必须完善公民环境权利制度体系建构,另一方面必须完善国家环境管理制度,且两个层面应同时并重。 [3](P66-74)环境法律体系能否有效地规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其关键在于环境侵权是否能从源头上予以救济。 　　众所周知,对环境的侵害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环境资源存在的稀缺状态甚至并非由资源绝对匮乏所造成,而是一个社会经过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因为社会不愿由此而舍弃其他的利益[1](P7)。把何种行为规定为环境侵权行为,取决于国家公共政策的选择,否则环境侵权者完全可以基于环境侵权的合法性,否定自己的环境侵权责任。经济要发展,企业就一定有排污行为,国家也必须允许企业排污,这表明国家对其排污行为的认可;但国家应通过制定环保标准,将其排污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同时,国家允许企业排污,并不表示可以免除其侵权责任,“污染者负担”、“有损害就有赔偿”是其承担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 　　(二)跨境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私法化和社会化趋势 　　国家理应对跨境环境侵权承担责任。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第21 条宣布:“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责任保证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地区环境造成损害。” 1982 年《世界自然宪章》第21条、1992 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第2 条又重申了这一原则。这些宣言、宪章等虽然不具有条约的功能,但对于“国家应对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带来的跨界环境损害承担责任”这一国际习惯法的确立和承认,有很大作用。 　　但是,国家很少为跨境环境侵权承担责任。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第二次裁决中有一段著名的声明:“根据国际法原则以及美国法,任何国家没有权利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或允许使用其领土,以致烟雾对他国领土、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其后果严重并且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一损害。”[4](P242)因此,仲裁庭认为加拿大政府应对特雷尔冶炼厂的跨境环境污染行为承担责任,因为保证冶炼厂的行为不对他国造成损害,是加拿大所应承担的国际法义务,是加拿大政府的职责。尽管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的裁决,确立了国家对本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