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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意图和作品形式关联初探 　　“意图”一词是指希望达到某种目的的打算。这里所说的“绘画意图”,通俗地说就是指“绘画目的”,即通过绘画达到某种目的和企望。人类从事的任何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讲,都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活动动机和目的。人类社会从有了绘画活动开始,就有明确的绘画意图。 　　在西方美术中,英国学者贡布里希曾认为,在原始人那里,就实用性而言,建筑和制像之间没有区别。他们建筑茅屋是为了遮身避雨、挡风访晒,为了躲避操纵这些现象的神灵;制像则是为了保护他们免遭其他超自然力量的危害,他们把那些超自然力量看得跟大自然的力量一样实有其物。正是在这种蒙昧观念的支配,原始人不是带着装饰动机,而是带着强烈的实用目的性,创造了他们的作品:为了祈求人类的繁衍,他们尽情地夸张女性的特征;为了取得狩猎的成功,他们画上难以制服的动物,以便在巫术礼仪中对其施行致命的打击和诅咒。 　　西方最早的洞窟壁画也为最典型的壁画是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和法国拉斯科洞壁画。画中物象形体、结构准确而富有韵致,运动中的人物被表现成剪影效果,拉长的四肢和夸张的动作强调了动势,具有程式化的特点。这时候的“形式”还只是一个模糊概念。 　　古埃及时期,绘画就有了程式化,作为一个固定的“形式”存在。因为强化皇权的等级观念与服务于灵魂的宗教精神相互渗透,构成古埃及美术绘画创造的动因。使得浮雕和壁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法则,那些法则诸如:以不同的视点选取统一的场面和景物;根据人物尊卑关系安排比例大小和构图位置;人物的头部与下半身是侧面的,眼睛和胸部却总是正面的;画手必须画出所有的手指,两只脚都是内向的;横带状的排列结构,用水平面来划分画面;讲究绘画的可读性,画面构图井然有序,追求平面的配列效果;象形文字和图像互相补充,相映成趣。 　　与东方各国不同,古希腊没有组成统一的、政权高度集中的奴隶制君主专制国家,只是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城邦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奴隶制民主政治,也迎来了西方美学史上的两大高峰之一――古希腊罗马美学。民主政治给自由民带来了较大的生活空间。所以自由民在精神上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他们总是充满幻想并富于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又总是比较克制和谨慎。鉴于此绘画动机,希腊的美术绘画,就其内容来看,基本上体现了这种自由民的思想。在数千年前,希腊人就试图以丰富的想象来解释纷繁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从而创造了古老而丰富的希腊神话。希腊神话不断地激发着画家、雕刻家们在创造中的灵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土壤下产生了希腊瓶画。由于那些作坊里雇用的普通画匠跟其他艺术家一样,急于把最新的发现用于他们的产品中,使得希腊瓶画充满了创造力,先后经历了“东方风格”、“黑绘风格”和“红绘风格”的演变,使形式美得以一次次飞跃。 　　虽然一些西方学者把欧洲中世纪的一千年成为“黑暗时代”,实际上以基督教艺术为代表的中世纪艺术在内涵和形式上均出现了变化,被誉为欧洲封建时代的花朵。 　　佛教美术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展。佛教美术在绘画领域追求一种佛教教义与画面效果、叙事故事内容与长卷式构图形式、程式化的佛教人物与视觉图示化的技法之间的统一与和谐。《持莲花菩萨》就是著名范例之一,符合印度古典绘画“六支”要求的“味画”,持莲花菩萨“悲悯之美”、“艳情之美”与菩萨的“超凡之美”融合在一起,给人以不寻常的审美体验,大大丰富了绘画史上形式美感。 　　从上述美术史发展状况来看,这是古希腊罗马和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这个时期在理论上先后出现了四种形式概念:从必达格拉斯学派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理式”、亚里斯多德的与质料相对而言的“形式”到贺拉斯的“合式”。前三种都是“一元论”,即把美和艺术作为形式的统一体,形式是美和艺术之本质规定和存在方式;贺拉斯的“合式”则是“二元论”,即把美和艺术分解为“理”和“式”两个方面,只有两者的统一,既“合理”又“合式”,才是真正的美和美的艺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四种形式概念是整个西方形式美学的原初本义和简化形态。 　　美术流派在阶段性衍变中,被称为欧洲第二次文化高峰的文艺复兴,是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风格和形式层出不穷。绘画艺术中,除了纪念性壁画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之外,更重要的是架上绘画的产生。架上绘画的产生为美术发展出现了新的旅程打下了基础,肖像画开始了空前的繁荣。中世纪的雕塑和绘画从属于建筑,但文艺复兴时期三者的关系却是平行的、互补的、独立的。这使绘画意图的实现从根本上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拓展了形式美感的外延。 　　文艺复兴时期,在经济与政治快速发展的前提下,画家们的绘画意图明确而执着,绘画的形式美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透视学”的发现与运用,“线条风格”的出现,“色彩与光”的结合,尤其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的著名作品《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成为艺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