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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闻自由和新闻伤害 　　新闻自由属于民主和人权范畴。现代民主国家大多都把新闻自由列入宪法保护的权利范畴。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新闻有没有自由是衡量这个国家是否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关于新闻自由内涵的规定，在世界各国也各有差异。比如，美国的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通信自由、批评自由、出版自由和贩卖自由。日本新闻协会对新闻自由的定义包含两个自由：一是任何势力也强制不了的符合事实的报道和评论的自由；二是为此目的而接近新闻出处，采访新闻的自由。 　　1951年，国际新闻协会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后，提出了衡量新闻自由的四条标准：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出版自由、批评自由。① 　　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除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明确规定港、澳两地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外，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但是新闻自由包括的知晓权和表述权两大权利已在我国法律中得到了充分重视。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新闻自由是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第40条还规定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 　　由此可见，新闻自由是社会自由的重要内容，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也是各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正如1994年马德里会议文件《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关系的基本原则》中规定的：新闻自由对于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至关重要，表达自由(包括新闻自由)是每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媒体有职责和权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 　　近年来，随着新闻传媒业的迅猛发展，新闻报道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而产生的新闻侵权现象越来越多，这引起了新闻学界、新闻业界的关注，由新闻侵权引起的法律诉讼也日益增多，同样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 　　现实中，有些新闻报道通过司法程序被认定为新闻侵权行为，有些则因为要件不全无法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新闻侵权。即使没有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新闻侵权，新闻报道也存在对报道事件当事人人格、情感、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的可能性，因此，新闻侵权只是新闻伤害的一种情况，我们有必要对新闻伤害加以理论界定。 　　所谓新闻伤害，是指在新闻传播活动过程中，由于报道手段、报道时机、报道形式等运用不恰当或新闻工作者在采集、加工、整理、传播信息过程中由于疏忽或失误，使报道与事实产生偏差，或不恰当地进行主观评论，在新闻作品发表之后，使报道事件当事人在精神上或经济上遭受一定的损失或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的行为。 　　采写新闻、编辑新闻、发表新闻都是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内容，新闻工作者在行使这些权利时，要把握好新闻自由的尺度，避免造成新闻伤害。 　　 　　(一)正确行使采访权 　　 　　记者作为新闻媒体的组成部分，其享有的权利首先是采访权，而记者的采访权正是源自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权。 　　新闻报道有正面报道和反面报道之分，在进行正面报道时一般不会产生大的问题。但是在进行反面报道时，新闻记者为了采集到客观真实有价值的信息、素材，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就常常采用“新闻暗访”的手段，这在新闻实践中最容易产生新闻侵权纠纷。 　　新闻暗访是新闻采访的组成部分，具有新闻自由，但也有其一定的限度，新闻工作者应把握好尺度。在学术界，新闻暗访一般被细分为涉入式采访和偷拍偷录两大类。 　　涉入式采访。涉入式采访是指记者假冒身份涉入新闻事件，在事件中直接充当干预甚至是推动事态发展的角色的一种方式，目前各国对此颇有争议。 　　偷拍偷录。偷拍偷录是新闻暗访的另一种方式，是指新闻工作者未经被采访者同意，对其进行录像或录音的采访行为。 　　 　　(二)合理解决新闻采访权与隐私权之冲突 　　 　　新闻采访权和隐私权之间易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新闻媒介的活动侵入了构成法律意义上隐私的信息空间。根据民法理论，一般将人格权(包括隐私权)视为一种绝对权，不容侵犯。因此，在新闻采访和隐私权保护发生冲突时，法律会向隐私权倾斜，着重保护隐私权不受侵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采访要绝对服从隐私权。根据国际上的共识，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新闻采访和隐私权之间的界限，应以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兴趣这些新闻价值来判断，当公民的个人信息对公众而言具有新闻价值，就不能借口隐私权保护来对抗新闻媒介的新闻采访。也就是说，当新闻采访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新闻报道符合公众的合理兴趣时，为了保障新闻采访权，可以侵犯一定的隐私权。 　　这里对公众的兴趣要有合理的理解。公众兴趣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由新闻媒介自身来作判断，而要从新闻报道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来认定。由于每个人的兴趣是不同的，其中有正当的兴趣也有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