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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和网络传播探析 　　摘要：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的中国社会大转型产生的结构转换和利益调整，国民的政治心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催生了较为强烈的政治民主化追求。本文通过详细分析转型时期国民政治心态的转变以及网络传播对于政治系统维持与变革的作用，试图探讨出一种网络传播与政治民主化和谐互动、良性发展的运作前景。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政治民主化； 网络传播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8）04－0030－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时期。通过社会转型，中国将实现“一种整体和全面的社会结构状态的过渡，其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1] 通过这一过渡，中国社会已经并将继续从一个自给、半自给的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2]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运行状态，由于利益调整、新旧交替、阶层分化，社会情况更为复杂。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公共领域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政治文化领域中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冲突，其具体地表现为法治观与人治观（法治与人治）的冲突、公民政治文化与臣民政治文化（公民与臣民）的冲突、现代民主观念与家长宗法观念（民主法治与承袭宗法）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深深地影响了国人的政治观，启发着国人的政治意识，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诉求：从民主内容看，主要是对直接民主（选举）的试探性追求；从自由维度看，是对言论自由的张扬求索；从政治行为观上看，就是由政治动员型向政治参与型的过渡。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多种文化的碰撞，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传播的蓬勃发展，赋予了公众更为平等和有效的话语权，大大弱化了传统的公民表达方式，使得政治社会化的难度不断加大，导致各种传统的主导政治社会化机构在传承主流政治文化、塑造政治人格、维持政治系统的有序方面，面临着更多的挑战；[3]同时也使政治民主化在曲折中逐步推进，民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度及影响力逐步提高，听取民众呼声已不再是政府道德崇高的重要体现，而成为其维系政治系统、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一、 转型时期国民政治心态的转变：认同危机和信仰迷茫 　　社会转型是一种全面的和整体的社会结构状态的转变，国民的政治心态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所谓国民的政治心态，指的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事务和政治现象的认识倾向、情感倾向和行为倾向的总和。[4]转型时期影响国民政治心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中华文明铸就的独特民族精神和政治人格，其间当然不乏消极色彩的劣根性和各种陋习；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社会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环境的变化；三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公民政治意识的增强和社会政治民主氛围的宽松。 　　社会结构状态的转变引发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而利益的调整必然会带来认识的不同，进而导致部分人的认同危机和信仰迷茫。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终极原因。[5]人们围绕不同的利益结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并缘之而分化组合。改革开放前，由于计划经济与平均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利益格局相对平衡，特别是在个体利益分配上是比较均等的，全国民众（当然也包括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成了普遍的利益同盟，此时我国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2左右；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利益群体发生了剧烈的分化组合，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严重断裂。[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出联合国公认的警戒线，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为4.7%，而占同样人口比例的最富裕人口相应的份额则为50%。[7]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不平等程度，对于社会政治的运行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收入的两极分化（尤其是通过非合法途径导致的财富高度集中）实质上形成了社会结构的等级差别, 强烈地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阻碍了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就网络参与而言,网民的支付能力普遍较高。[8]显然,这种差异造成的不平等进一步造成了传播中的信息差异现象,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其次，对于贫困群体（或曰“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勤奋工作的意愿会受到极大的挫伤，进而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一种边缘化的生活方式，甚至容易对社会采取抵触性的态度。再次，国民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容易造成并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严重的话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正是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