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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章太炎和魏晋之文 　　作者简介：：廖重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论。 　　摘 要：目前学术界有关于章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有学者指出“魏晋之文”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文。本文对章先生的有关论述进行梳理，继续探讨章先生关于“魏晋之文”的具体论述。 　　关键词：章太炎 魏晋 文 　　钱基博先生称章太炎先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人少许多迕”①。胡适先生认为章氏论文“主张回到魏、晋”②。他们的依据都是章先生《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两段话：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陈平原先生认为“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③在论述中，陈先生也引用了上边的《国故论衡?论式》两段话，作为例证。 　　本人认为，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关于魏晋之文的论述，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体；不应该把章先生的魏晋之“文”的特点扩大至魏晋的“一切文体”中，从而认为魏晋的全部文体都长于“持论”。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除了保存在《国故论衡》（1910年）外，还保存在其他文章、演讲稿中：《文学说例》（1902年）、《文学论略》（1906年）、《国学概论》（1922年）、《国学演讲稿》（1935年）等。研究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也需要研究这些文献。 　　一、 文之论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的“论”体，上边已有所论述。关于章先生推崇魏晋“论”文原因的分析，有学者认为章先生选择魏晋之“论”，是受时代影响，“维护自己的论点时，稳而有法度，批驳别人的论点时，锐而有条理，理由充分，厚实劲健，这样的文章，在清末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是急需的”④。“太炎先生身处社会急剧变化、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特别需要犀利的辩论文章”⑤。本人认为，除了上面的一个方面外，这和章先生的小学素养也有一定关系。 　　章先生小学功底深厚，幼年就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小学，随后章先生在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章先生虽然也向谭献、黄以周、高学治等先生问学，但是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是俞樾先生。俞樾治学注重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⑥。 　　章先生在《文学说例》中明确指出小学与文学的关系：“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言语……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绝言者，无能往来，况夫审别流变耶？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随后，章先生提出了“文字亦日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而施于文辞者，尤习用古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淫，然则赋颂之文，声对之体，或反以代表为工，质言为拙，是则以病质为美?也”。 　　语言使用最早有本义，后因新事物出现，借已有的字表示其意思，而非另造新词，是谓假借，新词义为原来字义的引申义。章先生认为引申义为“表象”，引申义为“病”，“斯治小学与文辞者所由忿争互诟”。小学家所治，乃考据本义，古字已非今字，容易产生歧义，而古义与今义的不同，是引申义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现引申义，词义相同，就不会难懂，也不会出现词义上的纷争。“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 　　《文学论略》中的“辞尚直截，尚无蕴藉”、“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正是《文学说例》中“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的延续。 　　如果将上边引述的话与《国故论衡》中文学部分进行比照，就会发现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之“论”文，是其小学素养，修辞立诚、反对浮华思想的反映。立论要“本名家”，“不欲本纵横”，反对“汗漫”、“蕴藉”（温藉）、“兴会神旨”等，这与其《文学说例》中的“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反对“病”、反对文中的“表象”有关。 　　二、 文之体 　　在《文学论略》中章先生就提出：“且文辞之用，各有所当”，“特其体裁有异，故所以断其工拙者，各有不同”，“一切文辞，体裁各异”，图画、表谱、簿录、算草皆有其体制。在推崇魏晋之“论”后，章先生还是坚持“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先生还分析了“论”以外的文体：奏、疏、议、驳、诏、册、表、檄、弹文。在这些论述中，对汉代赵充国的奏评价较高，“探筹而数，辞无枝叶”。稍后章先生评论了晋朝的奏，“晋世杜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