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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政策建议
社区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政策建议
[摘要] 法治化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其实质就是用法治精神来支配社区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与治理方法。在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进程中存在立法、体制、人才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建立统一完善的城市社区治理法律法规体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善治,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挖掘社区文化内核与强化情感治理的作用,打造大数据等新媒体平台、创新社区治理方式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社区 治理 现代化 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6-0007-05
[作者简介] 杨旭(1976 ― ),女,四川达州人,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标,指明了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社区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属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范畴,法治化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实现政府、社会与居民的良性互动,必然要求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进程。
一、社区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内涵
(一)法理内涵
1. 社区。一般认为,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社会家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社会学名著《社区与社会》, “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相关,同甘共苦”。滕尼斯提出的“社区”旨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价值追求以及归属感、认同感,实际上是一种停留在过去的“理想类型”。随着社会发展与转型,“社区”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扩展。西方学者从地域、结构、情感或行动等角度对社区进行归纳,国内很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如费孝通基于共同地域,以若干社会群体(家庭、氏族)或社会组织(机关、团体)为主体,生活上相互关联为特征,明确社区是具备上述要素的大集体。中央相关文件,如2000年11月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及国内工具书,从共同地域的角度,确定了社区具有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内涵。
2. 治理。治理一词首先出自世界银行1989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非洲急切需要的不是资金和技术援助而是“良好治理”。全球治理委员会对于治理内涵的界定具有权威和代表性,该机构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法之总和。”这些方法则包括正式的制度、政体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以权利义务为核心,实质是一个不断调和各种冲突、各类利益矛盾,促使不同利益群体逐渐走向一个合作共治的持续的过程。按照这样的界定,治理正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良好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公共、私人部门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达成一种善治的目标,即实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治理,形成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也是一种最佳状态。
3. 社区居民自治。“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居民自治以享有权利为前提,居民自治权是以社区为自治单位集合起来的全体居民,依据法律法规和自治章程的规定,享有参与共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权利。确定居民自治的原则,其目的就是促进社区居民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充分发挥居民议事会、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等自治组织的作用,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转变“全能政府”的职能意识,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政府购买等途径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从而引导居民更好地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
(二)现实基础
1. 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多种生产要素被调动到市场化经济建设中来,促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简单的“两阶一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间阶层、企业家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等新兴社会阶层正在出现。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户籍、身份等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职业多样化发展的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促使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同时,这种结构在一定时期内会趋于稳定。新兴社会阶层在利益与诉求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2.多元复合主体的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力量,其发展速度曾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政府通过舆论引导、政策制定、利益驱动、平台搭建以及社会保障等多种措施,积极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也基于自身灵活性、公益性和可靠性等特性,在社会资源整合、专业化社会服务和社区有效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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